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

秋瑾（1877～1907），女，原名闺谨，字璇（睿）卿，字号竞雄，别署鉴湖侠、汉侠女儿。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 1877年11月8日（光绪三年10月11日）出生于福建闽候厦门。 1893年冬，秋瑾随父来到湖南，侍居长沙。在此之前，秋瑾随祖父秋嘉禾及父亲秋寿南宦居于福建漳州，厦门和台湾。直到1890年秋末，13岁的秋瑾随母亲单氏回到绍兴，赁屋南门内之和畅堂居住。秋瑾的母亲单氏，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是浙江萧山城内的望族，知书达礼，诗文全通。秋瑾自小的教育主要得自于她母亲。 秋寿南由福建台湾巡府文案。受巡府余姚邵筱中丞友濂的举荐，擢直隶州知州，签分湖南候补，秋寿南为李维翰《慕来堂诗文征存》题七言长诗曰：“忆我听鼓到湘东，敦州滥厕癸巳冬”，明确指出是在“癸巳冬”来长沙的。这年秋瑾16岁。秋寿南在长沙候补期间，秋瑾常随父读书习诗，也邀约二三友人登定王台，谒贾傅祠，引酒赋诗，写了不少感时忧伤的诗篇。光绪二十年底或次年春，秋寿南由“知直隶州”改签常德厘金局，任总办。秋瑾在赴常德途中赋诗：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去常德中感赋〉。 未几，秋寿南在1894年夏秋之际，到湘乡督销局任总办，后调任湘潭县厘金局（据谭日峰〈湘乡史地常识〉，秋瑾胞弟秋宗章《六六私乘》亦云：“中丞调湘，先君亦以直刺听鼓楚南。奉藩司何公檄，筦榷常德，量移湘潭”。不久即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重伯（字广钧），曾重伯是光绪年间进士，有“翰林才子”之称。秋瑾拜曾广钧为师，学习书法、诗词。 经曾重伯的介绍，秋寿南又认识了王黼臣。是年冬，王家请人作媒聘瑾。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了王黼臣的季子1896年四月初五，王廷钧与秋瑾在湘潭十八总泰顺栈举行了婚礼，由于是官、商联姻，婚礼排场很大，很热闹。王黼臣家在湘乡荷叶塘神冲老铺子，（今属双峰县荷叶塘镇）。王黼臣，讳华冕，字国华，以蒸酒磨豆腐及经营乡村杂货，在神冲发家，再至湘潭、武汉等地开纸行、钱庄致富，广有田亩。王黼臣在湘潭十四总由义巷开设义源当铺，又与曾澄侯（即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在十八总由义巷合开钱铺，积资巨万，富甲一方。王廷钧（1879—1909）字子芳，生于光绪五年，比秋瑾小2岁。秋瑾儿子王沅德的岳父张翊六写的《子芳先生夫妇合传》云：“子芳先生，湘乡王黻臣公季子也。讳昭兰，册名廷钧。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王廷钧为岳麓书院肆业，“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 1897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7日），秋瑾在神冲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沅德。婚后秋瑾与王廷钧多住在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当铺，帮助打点生意，有时也去湘乡荷叶塘神冲乡下和湘潭三都四甲大冲王家大屋（王家的一处庄园，位于现在的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小住，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还有诗词唱和。这期间，秋瑾写下了一些诗歌，如在《咏琴》中写道：“手抱绿绮来，七弦发清响。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 踏青记》：“曲经珊珊芳草茸、相携同过小桥东。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又如《谢道韫》中写道：“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韫，不嫁鲍参军”。有一年，湘潭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后来喜降大雨，禾苗得救，她兴奋地写下了《喜雨漫赋》：“渊龙酣睡谁驱起，飞向青天作怒波，四野农民皆额手，名亭直欲继东坡”，她仰慕义侠，经常习剑练武。 至光绪二十八年春，王廷钧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同去北京。秋瑾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共在湘潭生活了八年，经历了从少女，初嫁到为人之母的人生只美好的阶段，和学识，思想成形的阶段。 1901年十月十六日，秋寿南病逝，秋誉章兄弟扶柩至湘潭，择地安厝，眷属亦租房安顿。秋家与王氏合资创和济钱庄于城内十三总。由于秋誉章经商是外行，“不谙圜利弊“（秋宗章语），所托主事者陈玉萱，包藏祸心，任意侵渔，中饱私囊，致使钱庄破产。癸卯（1903）五月，秋誉章扶先君灵榇，携全眷回归绍兴故里。秋家只有小妹秋珵嫁与寓湘的钱塘籍人氏王守廉为妻，居住在长沙了。 1899年，王廷钧为了“以报效秦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帮助秋瑾解脱寂寞和苦闷的痛苦，“账款议叙工部主事，账款议叙工部主事，供职两年。转荐度支部郎中，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同上）。翌年，王廷钧夫妇携带沅德从荷叶塘起程，绕道上海赴京。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清庭诰封秋瑾为“恭人”。居京宣武门外“蝇匠胡同吴宅”（四月初九日《致琴文书》，信中云“瑾在京，假寓蝇匠胡同内吴宅，每月租金八两。”又有句“夫婿近日亦习洋文”， 秋瑾在京期间，“手不释卷，口不废吟哦，湘乡同乡郭桐白、李翰屏诸君，慕其诗词，索题索和，辄应之。”（张翊六《子芳先生夫妇合传》语）有《题郭桐白宗熙湘上题襟集即用集中杜公亭韵》二章，“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八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秋瑾作《杞人忧》诗云：“幽燕风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早已逃出京城，达官贵人也纷纷携眷外逃。此时的秋瑾也只能“空怀忧国恨”，和丈夫又经上海返回湘乡荷叶塘神冲，写有《申江题壁》：“一轮航海又南归，小住吴凇愿意违。马足车尘知己少，繁弦急管正声稀。几曾涕泪伤时局？但逐豪华斗舞衣。满眼俗气忧未已，江河日下世情非。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1901年10月7日），秋瑾在荷叶神冲老铺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灿芝，后字桂芬。 ，1901年12月，母亲和哥哥秋秋誉章随父亲前往桂阳任职而离开了湘潭。不幸的是，父亲秋寿南在赴桂阳途中病逝。 1903年四月，战乱已经结束，王廷钧第二次上京复职，沅德因“祖母所钟爱，不令远离”，秋瑾只带了不满两岁的灿芝上路。秋瑾再次绕道上海，回绍兴省亲，“来去匆促，未暇席暖”（秋宗章：《瑾姐归宁定省考》）。过上海时，有《重上京华申江题壁》：“又是三千里外程，望云回首倍关情。高堂有母发垂白，同调无人眼不青！奥恼襟怀偏泥酒，支离情绪怕闻莺。疏枝和月都消瘦，一枕凄凉梦不成。”秋瑾第二次入京，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后徙南半截胡同。经庚子之乱，她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许多新派人物，先后结识吴芝瑛、陶荻子、宋湘妩等，又通过吴芝瑛，结识了在京师大学堂教授日文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在京城中，吴芝瑛是个很有名的才女，她的诗文，书法都非常好。吴芝瑛和秋瑾两人的丈夫同是户部官员，两家又住得很近，秋瑾与吴芝瑛因此几乎每天都要见面，所以后来才会有结拜成姐妹的事情。通过吴芝瑛，秋瑾结识了许多京城中的新派人物。开始关心时事政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想逐步走向革命，正是这种思想觉悟上的改变，与王廷钧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矛盾日益加深，夫妻间的隔阂逐渐加大，秋瑾与王廷钧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冲突越来越大了。有一次王廷钧被朋友邀去喝“花酒”， 秋瑾以牙还牙，着男装去戏园看戏，被王发觉，打了秋瑾，于是一气之下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来还是王廷钧委托吴芝瑛劝回秋瑾。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信中谈到王廷钧的为人：“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见《秋瑾集》，《致秋誉章信之三》)。 经过庚子之乱，秋瑾更加关心国事，阅读新书报，思想亦日趋激进，“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持铁血主义报祖国”。为了寻求自身进一步获得解放的道路，立志去日本留学，“身亲文明教育”。对秋瑾东渡日本，王廷钧是持反对态度的，但见她去意已绝，挡是挡不住的，只好妥协，转而帮秋瑾说情，恳求服部繁子带妻子去日本留学，却在经济上不给予支持。秋瑾只得托陶荻子典卖首饰，以筹措留日费用。 1904年6月22日和日本友人服部繁子等人一起离开北京，经天津溏沽赴日本，王廷钧带着孩子去送行，他没有想到是，这是他们夫妻的最后一面。至秋瑾1907年牺牲的整整三年里，在秋瑾的书信和诗词中再也没有对王廷钧和一双儿女写过只言片语，可见秋瑾对这桩婚姻的失望程度。 “甲辰(一九○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光绪)三十二年秋，女士自东归。过沪，闻母丧，仓皇归里。旋应明道女学之聘为教师。”（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一个人独自回到湘乡荷叶塘婆家，“省舅姑于湘潭。检点旧日服饰，分给奴婢及戚邻之贫乏者。任侠施与，固其素性也。电京约子芳君归筹学费，候数日不至，请于舅姑（即王廷钧父母），得二千金。”（《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一说为四千元，王廷钧 的亲侄女，曾与王灿芝一同在上海竞雄女校学习、工作的王蕴琏在《回忆婶母秋瑾》中说：“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即婆母）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这是秋瑾最后一次回湘潭和湘乡。 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二月，赴浙江各地召开集会党首领会议，活动于杭州军、学两界，决定建立光复军，以准备起义。四月，组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自任协领，草拟起义檄文，以民族主义革命相号召，人数发展到近7000人。 同年7月6日徐锡麟因起义计划暴露，在安庆仓促起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就义。9日秋瑾得知徐等被害消息。12日，侦知杭州派兵消息，秋瑾作了疏散的布置。13日上午，分统王金发秘密从嵊县来见秋瑾，劝她暂避，她拒绝离开。下午，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因众寡悬殊，不幸被捕。六月初六日（7月5日）凌晨4时，秋瑾在绍兴县城的古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诗句。 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其兄弟“慑于淫威，不敢前往收尸，但由善堂草草成成殓，藁葬于府山之麓”，后“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秋宗章《六六私乘》）越明年，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徐自华女士“推故人之谊，为窀穸之谋，卜兆西泠，营建墓地”。（同上）讵知风波骤起，有清庭御史常徽奏请平墓，经人斡旋仍不能幸免，又“间关万里，遄返浙中，仍移厝严家潭丙舍”（同上）宣统元年（1909），当王家得知秋瑾之柩无处落葬时，王廷钧的母亲屈氏即在八月派人以儿子沅德移秋榇来湘，“徐寄尘、吴芝瑛诸士为葬于西湖。旋因清廷逼令改迁，其子扶柩返湘，葬昭山”。（《子芳先生夫妇合传》） 此时，王廷钧已离世快半年。王廷钧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病延两载，遂不起，年三十岁，葬潭邑三都四甲叶子塘（今属株洲荷花乡大冲村）巳山亥向。”（同上），不知什么原因，在与秋瑾分开的三年里，王廷钧既未再婚，亦无纳妾，“封翁病笃，告终养旋里。奉汤药数月，遭大故，哀伤过度，体渐消瘦”。以至三十岁就逝世了。 辛亥革命后，经湘浙两省商议，根据秋瑾生前遗愿及1912年5月孙中山令，复将遗体葬杭州西湖原墓地西边不远处，而在原墓地上新建了一个“风雨亭”。1913年，孙中山来到杭州，亲临致祭秋瑾，手书了“巾帼英雄”的挽幛，又在风雨亭凭吊烈士时赠写了极富情感的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女侠魂！” 1912年7月15日，湘潭各界人民集会悼念，大会挽联是：“君六日流血，我六日招魂，时既去，时又来，天贶长留纪念日；古十人兴周，今十人复汉，其男多，其女少，邑姜而后仅斯人。” 秋瑾所遗诗文辑成《秋瑾集》出版。其在湘潭城区由义巷的故居“义源当铺”，1982年列入湘潭市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忍 2011.8.2于湘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