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茅原华山 作为中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早期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潮的一个横截面。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本身如实地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的思想状况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给中国带来的思考模式。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围绕着他的外在因素间的关系，越仔细观察，越可窥视到当时的初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处的意义深远的思想画面。 在此首先按顺序探讨一下对李大钊初期思想和汲取马克思主义有着直接影响的茅原华山、陈溥贤、丸山幸一郎等的思想和发展，来查证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介物，并探索一下与接受马克思主义平行的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变化性质。围绕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相通的东西，对于日后的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1917年以后，李大钊一方面对俄国革命表现出格外的敏感反应，另一方面，进行了有关时空的哲学性考察及对东西方文明的分析。1918年4月发表的《今》及同年5月发表的《新的!旧的!》即是前者的成果，而1918年7月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则是后者的例子。此文明史观既是包孕了后来发表的重要论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的最初思想，而且这些论文所体现的观点(即对“现在”的执著追求以及将俄国文明看成是“动”的西洋文明与“静”的东洋文化的媒介体)，一直被视为显示出所谓李大钊的独特性①。但是，这里所表现出的东西文明观和对时空的哲学性考察，都深受日本当时的文明评论家——茅原华山②的影响。 茅原华山的影响早在1916年8月李大钊所写的《“第三”》中便见端倪。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用“第三文明”这个词，将人类史上的文明分为第一文明：灵的文明，第二文明：肉的文明，第三文明：灵肉一致的文明。后者才是理想的文明。这种独特的文明观正是从茅原华山、石田友治等在《第三帝国》杂志创刊时所载“第三帝国”即第一帝国：灵的帝国，第二帝国：肉的帝国，人类应创造的是灵肉一致的第三帝国的观点衍化而成的。 《第三帝国》创刊于1913年10月，在大正德谟克拉西时期，以独特的文明观，反对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提倡激进民本主义而为人所注目。杂志的主要读者是知识分子中中下水准的所谓二流知识阶层。恐怕李大钊在留日时期(1914——1916年)也曾与日本青年一样，为具有异国情调的杂志名和其独特的文化观所吸引。这一点从以上“灵肉一致”的理想在李大钊的思想中印下的深深的印记来看，则是确定无疑的。结束留学到五四时期，李大钊仍继续注意《第三帝国》的主持者——茅原华山的言行，不断接受他的历史观、文明观。 那么，我们按顺序追寻一下此后李大钊的言行中所见的这种思想影响。首先看看可称为李对时空的哲学性探索的《今》。这篇论文载于《新青年》第4卷4号(1918年4月)。李大钊在文中说：“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他呼吁青年不要沉溺于空虚的过去和未来，不要虚度片刻宝贵的现在。这个过去、现在、将来的构图则是直接受茅原华山的《人间生活史》(1914年10月发行)的序论第一章第二节的影响。李的论文核心部分与茅原华山的论述和比喻无处不一致③。同样，前述的《新的!旧的!》所讲的，从微细处可以窥视其全体等观点，以及它用的比喻，也均引自《人间生活史》的序论第一章第一节④。 作为李大钊的东西文明观，于1918年7月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的要旨，援用了同书的“南道、北道两种文明”⑤。这一观点在1920年1月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被全盘继承，以致《人间生活史》中反复强调的“所谓历史是普遍心理表现之纪录”这段爱默生的话，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这些李大钊代表作中全部引用，成为李大钊思想的潜在趋势。 对“灵肉一致”的理想文明的追求，对“现在”这一时间的执著心，对人类共同的心理存在的坚信，以及对东西文明的地理上的理解，一般认为是从五四时期以前起始终回旋于李大钊思想深处的动机，是他最早同情俄国革命的思想背景，但现在我们看到其中许多部分依据于茅原华山的著作这一事实，不能不承认茅原华山对李早期思想的巨大影响。顺便提一下，李大钊对茅原华山的关注决不是一时的。茅原华山在大正时期开展言论活动的《第三帝国》、《洪水以后》、《日本评论》等杂志都为李大钊所继续购读⑥。同时他的关注转向茅原华山同时代的评论。在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思潮时，李的《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1919年2月)，参考了《日本评论》92号(1919年1月)所载茅原论文《世界和平与日本的不和平(无血革命私案)》，以及《为人之产业耶，为产业之人耶(英国的民生维新)》的大篇幅引用，由此可容易地看到李大钊从《人间生活史》到五四时期，将茅原华山的一部分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血肉。尽管后来茅原华山偏离开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潮流，但作为文明评论家的民本主义对李大钊政治思想的影响则是不容怀疑的。不过，《人间生活史》、《日本评论》是以“二流知识分子阶层”为读者对象，还不能说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仍然关注茅原华山，这的确说明李氏自身的思维方式的复杂性。当然，从对李大钊的思维方式给予不可忽视的影响的茅原华山的文明论或历史观中，试图找出牵扯到以后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因素，或试图找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仍浓厚地残留其他杂乱思想的一个远因，则未必是毫无成效的。 我们从李大钊与茅原华山的关系中可以发现，与其说是两者的相似，莫如说是海外思潮对五四时期前后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优越性之存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之一端。陈望道这位在中国最先全译《共产党宣言》的译者，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潮，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回忆：“‘五四’前，新文化内容很杂，凡是中国所没有的，都受到欢迎，认为是‘新’的。那时候，只问新旧，不管内容，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国外来的思潮，同被列为新文化。”⑦ 五四时期，在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的杂志上，与旧思想对抗的新思想一齐登场之时，在西洋百十年来展开、形成的种种思想，竟在二三年间，雪崩般地不成体系、无先后秩序地被介绍到中国。在这短暂时间将先后接触这些思想的各个人的思想作直线发展来予以说明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是应该记住的是这次中国有史以来空前规模的海外思想的流入，给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换句话说，这一时期，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言论轨迹中，迅速且如实地反映出对海外思潮的接触程度，接触频率以及接触过程。具体说来，这意味着不仅有通过留学而对海外思潮的接触体验，而且对外语精通，具有关于外国思潮的丰富知识。由此可知，经翻译的外来思想占激进知识分子思想领域的比例，在五四时期飞跃增大，则是千真万确的。可以说，从所谓激进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与“翻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连这一点上看，象征着五四时期的是思想界与外来思想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样，中国拥有着五四时期急骤扩大的治学媒体⑧和虽整体人数不多，但能够介绍海外思潮的知识分子，完全卷入到同时代的世界思潮中，与世界思潮的流通紧紧裹挟在一起。粗看去显得是内在地发展的思想，或者是曲折而不透明的思想，抽去海外的直接影响是都不可能加以阐述的。这中间有着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状况的现代性。李大钊与茅原华山的奇异交错正暗示着这一点。诚然，在五四时期的李大钊、陈独秀等思想变化中，有着内在的契机，但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内在的变化，都以外来的“词汇”、“思想”的形式，甚至以消融在这些当中才能表现出来。因此，李大钊与陈独秀的言论在1919年前后不仅在文体上，而且在文意上也为浅显易懂了。 也就是说，李大钊在五四时期的言论活动中，虽没有明白表达，但在外来词汇中，寄托了自己的思想，而且积极地从海外思潮所具有的“词汇”、“思想”体系中，寻求形成自己思想的要素。正因为如此，给他的五四时期的思想带来了决定性的飞跃。在茅原华山对李大钊的影响中可见的外来“思想”的分量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会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二、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与陈溥贤 李大钊在1919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5号上发表的里程碑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概要，同时阐明了他带有批判观点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从此，这篇论文，一直被视为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事实并非如此，从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一点看，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均在他之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尤其是《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应视为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它不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对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本身，有着不少的关连。另外，这一影响显然超过茅原华山。 1919年4月，《晨报》副刊就登载了“渊泉”译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原著为河上肇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引自《社会问题管见》1918年出版)。5月，相继刊载了“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著为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二》，引自《社会问题研究》第2号，1919年2月出版)、“食力”译的《劳动与资本》(原著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根据河上肇的《劳动与资本》转译的，引自《社会问题研究》，第4号)。6月又登载了“渊泉”译的《马氏资本论释义》 (原著为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根据高富素之的日译本《马克思资本论解说》转译的，1919年5月出版)，中途中断，后一直连载至11月。7月该报登载无译者署名的《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 (原著为贺川丰彦的《唯心的经济史观之意义)，引自《改造》1919年7月号)，无译者署名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原著为利彦的《唯物史观概要》，引自《社会主义研究》第1卷第1号，1919年4月)，从以上译文中有关社会科学的专用词汇的译语判断，可视为均出自“渊泉”之手。由此可见，《晨报》副刊从1919年5月起，几乎每天都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报道，宣告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大幕开启。 在《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和李大钊的几种年谱等书中，均称这一时期《晨报》副刊的编辑有李大钊参与。的确，李氏在1916．年曾任《晨报》之前身《晨钟报》的编辑主任。但据《李大钊传》⑨所记，同年9月，他任职仅20来天，就因与报纸发行之后盾研究系汤化龙发生冲突而辞职。后来虽然李氏经常给副刊提供稿件，但没有原始资料表明他直接参与《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以我之管见，五四时期，在该报上最先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先导不是李大钊，而是译介前述几篇日文社会主义文献的“渊泉”要稳妥得多。 那么“渊泉”究竟是谁呢?对于这谜一般的笔名，各说不一。依我的考证，当是当时《晨报》记者陈溥贤的笔名。以下试作分析。首先从历来的说法谈起。中国出版的《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张静如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将“渊泉”作为李大钊的笔名。《中共党史人物别名录——字号、笔名、化名》(陈玉堂编，红旗出版社1985年版)，认为“渊泉”是李氏的别号。新近出版的戴力克(Dirlik)的力作《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A·Dirlik，The Origins Of China Commun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也根据上述书而暗示“渊泉”是李大钊的可能性。但是，从《晨报》上有关署名“渊泉”的报道内容来看，此说难言正确。这是因为《晨报》社于1918年岁末已将“渊泉”作为特派员派遣到日本。他在以后数月逗留东京时，将大力采访的结果发表在《晨报》上，而此时李大钊却一直在北京。 1919年春(大约4月)，“渊泉”从日本归国后，在《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专栏上翻译、连载了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而考茨基所著的这本书于1920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共学社丛书的马克思研究丛书之一，以《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书名正式发行，译者为陈溥贤(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17卷24号上发了此书出版广告，译者亦为陈溥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此书)。在此之前，《东方杂志》17卷14号上刊登了这套丛书的预告，其中考茨基著的这本书，以《资本论解说》的书名，由“渊泉”翻译。由此可推定“渊泉”与陈溥贤为同一个人。 证明“渊泉”是陈溥贤的佐证还有：陈氏后作为《晨报》驻英国特派员，从1921年6月2日起在《晨报》上，连载了《英国下院旁听记》。在报告中，他与日本议会作了比较。二年前，即1919年2月8日《晨报》登刊了“渊泉”从东京发出的《日本贵族院旁听记》，这恐怕也不是巧合吧。由此几乎可以确定“渊泉”就是陈溥贤⑩。 陈溥贤，字博生，福建闽侯人，1891年生。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游学欧美。1916年前后回国，与李大钊一起进入《晨钟报》，后成为主笔。1918年年底，作为《晨报》的特派员去日本，致力于采访“黎明会”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现状。五四运动前夕归国，4月起以“渊泉”为笔名，积极介绍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1920年年底，作为中国报界第一位欧洲特派员赴英。后历任晨报社社长、《民言报》主笔、东北边防军司令公署顾问等职。1930年任北平晨报社社长，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1936年为该社驻东京特派员。1938——1948年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1950年为中央通讯社主笔。1948年以后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57年8月在台湾逝世11。 陈氏不但作为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必须予以充分的注意，而且他的前半生在许多方面与李大钊重合在一起，而愈加显得重要。陈氏与李氏在1915——1916年间同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留日期间，他们共同彻底地反对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在留日学生总会及其机关报《民彝》上均十分活跃。《民彝》创刊号上记载有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成立的消息，陈、李均名列其中。同时该报还刊载1916年春设立了“中国经济财政学会”的消息，其6位责任委员中亦有陈、李二氏。两位归国后又均为《晨钟报》编辑，可见1916年以后他们的关系亦十分亲密。迄今为止，在中国尚无人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在为数仅有的回忆录中暧昧地言及到一点12。在考察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抽去陈溥贤的存在是不能论评的，所以首先将现在所能见到的资料中所反映的李和陈在五四时期的活动，概括地介绍一下是十分必要的。 如前所述，陈氏从1918年年底起作为《晨报》特派员逗留东京数月，一方面观察巴黎和会前日本朝野的态度，一方面致力采访在当时日本言论界引起巨大反响的吉野作造等的“黎明会”的活动和熬过严冬时代而逐渐复苏的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动向，及工人运动之现状，向《晨报》发回消息。 同时，在五四运动前夕，日本的吉野作造与北京的李大钊之间，进行了《黎明会讲演录》与《每周评论》的交换13。李大钊十分注意吉野等人的动向，也企图仿效吉野，与胡适等人组成中国版的“黎明会”14，其意图似要使之成为与顽固思想对垒的共同战线，但当我们看一看李氏关于“黎明会”的几篇文章，可以认为他对“黎明会”的情报几乎全依据陈溥贤在东京采访的报道15。李大钊与吉野作造在五四时期的交流16，到1920年5月以中国教授、学生代表团的访日而结了果，事实上在两者间牵线搭桥的正是陈溥贤。吉野在《大阪每日新闻》1920年5月1日号上，就中国教授、学生访日发表谈话：此计划“除北京大学的李大钊、陈启修等教授外，《晨报》的得力记者陈溥贤氏等亦大力从中斡旋”。陈氏在日本时，曾细致地观察“黎明会”等日本新思潮，并得到吉野作造的知遇17。同时，在北京他与李大钊又是故知旧友，所以是吉野和李氏之间最合适的中介人物。1920年中国教授、学生代表团赴日时，所带去写给宫崎龙介的介绍中，作为发信人有李大钊、陈启修、陈溥贤18。由此可见1919——1920年时李大钊与陈溥贤之间关系密切，当是无疑的。 另外，陈溥贤在日本知识分子与李大钊之间所起的中介人的作用，在李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亦可见到。也就是说，即便被视为李大钊里程碑性质的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前半部分一般认为是于1919年8月左右执笔的，既然是引用陈溥贤以“渊泉”的笔名已在《晨报》副刊上译介的河上肇论文，而且既然李大钊与《晨报》及陈氏的关系密切，那么对李氏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得到陈溥贤资料上的，或者是解释马克思主义上的帮助的认识大概是正确的。在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关心日益高涨，但汉语的社会主义文献奇少自不待言，连与外语有关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也几乎难以弄到，想到这点，李大钊在1919年上半年就能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介绍，其背后除李大钊自身的内在原因外，另一原因是有着陈溥贤等这些提供日本的有关社会主义最新文献的支援者。而且通过陈溥贤的积极的译著活动和李大钊的言论可以窥见的是，在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行条件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复活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展。 陈溥贤一手承担的《晨报》副刊上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报道，均由日本杂志、书籍的翻译所占据。由此可见，五四时期，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离开了同时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动向是不能论及的。这不单单仅限于《晨报》副刊或李大钊，如果确认一下此后在中国的杂志上陆续发表的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就十分明确了。五四时期在中国传入马克思主义，从其前后的上海状况可知，甚至可以说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横溢。而这种横溢，是日中文化交流史上第二次横溢。第一次是清末革命运动中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即：在中国，最初宣传社会主义时期(1900年时代)，恰值日本“大逆事件”前的社会主义思潮时期，而且幸德秋水等人的影响在清末社会主义的介绍中明显可见的是，五四l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在与大正德谟克拉西时期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复苏的重叠中发生的。在“三·一”运动、五四运动中所显示的朝鲜、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潮，的确对于日本的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来说，是拭去自身内部的帝国意识的考验和试金石。另一方面，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和发展，的确可以说是中国、朝鲜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且也可理解为尽管有时有着相矛盾的过程，但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朝鲜的反帝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以汹涌澎湃之势，相互给予巨大影响。 清末以后，在中国接受西洋思想时，经常是有选择地将日本人翻译、介绍的东西再译成汉语，西洋的所谓文明用语的翻译，共和思想的介绍，其思想、词汇都是经由日本介绍的。在中国缺乏马克思主义研究前史的背景下，对于五四时期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还近乎是一个未知数，而且很少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频频出现的有关社会科学的术语，由此，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通过日本文献而达成的是极自然的事。 在此简略谈谈同时代的日本社会主义研究的概况。1919年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上是值得特书的一年。自1910年大逆事件以来，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严冬时代，利彦等社会主义者只能以鬻文勉强维持，但在俄国革命爆发，日本国内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再次吸引了许多人们的关心。利彦、高素之筹办的《新社会》杂志，从1917——1918年开始登载有关马克思的介绍文章，到1919年，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吸引了青年们的热切注意，被认为是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权威介绍书，考茨基著、高译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1919年5月刚一出版，2万部瞬息间销罄，马上增印了十几版。另外，河上肇于1919年1月创刊的、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第1册12万份，第2册8万份均以惊人发行量发行，而利彦等人的《新社会》，1919年也发行31．5万份以上，随后山川均等创刊的《社会主义研究》也显示出不衰的发行量19。革新派综合杂志《改造》、《解放》均于1919年创刊，特别是《改造》从1919年后半年起，因提出社会问题、劳动问题、社会主义思想而使发行量直线上升20。在日本，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造正成为一个社会潮流。 陈溥贤在做东京特派员期间(五四运动前夕他回国后，又于同年7月至8月再次以特派员身份赴东京)，及时地捕捉到日本的这些社会主义思潮复苏的气息。在日本这些杂志出版以后，他立即将重要文章译成中文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他尤其注意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动向。这一点从1919年3月20日的《晨报》上《日本之新潮流》及同报4月24日《日本之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的报道就可窥见一斑21。 作为李大钊的朋友，在五四时期最早把马克思介绍到中国的陈溥贤，于1920年年底去英国采访。他十分注意共产主义运动，在《晨报》上连续作了《英国共产党大会记》、《第三国际共产党底组织》等报道，是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延续。虽然目前没有任何材料表明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参与，从他的简历上亦可看到，李大钊死后，他加强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但他作为在五四时期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之先驱者这一事实(尤其是在介绍中译文中需加以注释等的学说时)，也应与他同李大钊的交流同样得到尊重。 勿需赘述，五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接受过程，决不可能是李大钊一人之功，即是说，李大钊所接受的1919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应是由陈溥贤将河上肇解释，并批上若干疑点而到李氏手上的。而且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在评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时，李大钊几乎承袭了河上肇的观点。在当时中国思想界，在企图理解未知的，而且极难理解马克思主义时，这种承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由此来断言李大钊的认识不成熟，模仿他人，虽十分容易，但又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看到的是，这莫如说是接受外来思想的过程，即意味着在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必然会以某种形式，卷入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界中。这正是李大钊以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等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者所通见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形态。在此意义上，李大钊之所以能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介绍到中国，暂且不论“内因”，极可以说是由于他有陈溥贤这位朋友，置身于极接近日本新“思想”的位置。可以说，在研究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他们与外来思想的关系，以及外来知识给他们的冲击力应当受到充分的考虑。 注： ① 例如，后藤延子《李大钊对于世界史的发现》，《历史评论》第310号，1976年2月一文强调李大钊的独特性，认为这是因为他和所谓“近代思想”无缘。 ② 茅原华山(1870——1952)，本名茅原廉太郎，本世纪初的新闻工作者，文明评论家。在《万朝报》、《第三帝国》、《日本评论》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评论。代表作有《人间生活史》、《国民的悲剧之发生》等。 ③ 例如，李大钊用的比喻“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也能够在《人间生活史》第28页上看到。 ④ 例如，李大钊用的比喻“一个都会里一个人所穿的衣服……”也能够在同书第4页上看到。 ⑤ 同书第84页。 ⑥ 据《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18日号，李大钊把《第三帝国》、《洪水以后》、《日本评论》等大批日文杂志捐献给北京大学图书馆。 ⑦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19——2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 ⑧ 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出版。罗说：“中国近年来杂志太多，不能全看。”由此可知当时杂志出版盛行之情况。 ⑨ 《李大钊传》，第28——2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 ⑩ 中国国内出版的一些书籍认定“渊泉”为陈溥贤(例如：庄福龄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68页；又如李其驹、王炯华、张耀先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64页)。这有可能只系出版社的误植，或者笔者的笔误。不过此两本书都没有探讨陈溥贤与李大钊之间的关系，以及五四时期以后的陈溥贤的活动。因此，笔者认为在本文上考证“渊泉”的笔名，尚有一定的意义。 11 关于陈氏简历，参见以下几种资料：叶明勋、黄雪邨：《追忆陈溥贤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1期，1981年1月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东亚同文会1937年版；桥川时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华法会编印馆1940年版。 12 管见所及，言及陈、李二氏的交往的资料只是粱漱溟《回忆李大钊先生》一文有一段记载说：1927年4月李大钊牺牲时，梁出寺门，路遇陈溥贤走来(《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89页)。由此可知，陈、李之间的交往在五四以后仍继续。 13 《黎明会(1月5日东京通讯)吉野博士》，《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19日。 14 《致胡适》，《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3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 例如，李大钊《祝黎明会》，《每周评论》第9号，1919年2月16日。 16 关于五四前后吉野作造和李大钊的交流以及中国教授、学生代表团在1920年的访日活动，参见松尾尊：《民本主义者与五四运动》(《大正德谟克拉西之研究》，青木书店1966年版)、松尾：《五四时期的吉野作造和李大钊》(吉野作造：《现代宪政之运用》，みすす书房，1988年再版附录)。 17 渊泉：《访问吉野作造博士记》，《晨报》1919年8月16日。 18 《面递宫崎龙介先生》，《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45页。《文集》把这封信的发信人写为“陈启修、陈传贤、李大钊”。笔者认为恐怕为笔误，此“陈传贤”当作“陈溥贤”。 19 《时事新报》1919年6月8日(晚报)。 20 关忠果等编：《杂志改造之四十年》，光和堂，1977年版，第44——48页。 21 两文均没署名，但从其内容看，可知为陈氏所写。《文史哲》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