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洒度和余贲民部进驻修水后，第一个问题就是吃饭。躲到湘赣边这个两不管的地界是为了躲开敌人的注意，当然不可能用上农会那套揪斗土豪的招摇方式去筹粮措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余洒度和余贲民决定找苏先骏一起商谈。但苏先骏自视甚高，想找一个能说动他的人不容易，想来想去，只有把警卫团第十一连连长伍中豪派过去。伍中豪是湖南耒阳人，字默深，1905年生，1923年入党，他是苏先骏黄埔四期步兵科的同学，而且还是这支队伍里学历最高的军官——北京大学文学院肄业。想说服苏先骏这种秀才，只能派个举人过去。 果不其然，苏先骏被伍中豪说服，与余洒度、余贲民在修水、铜鼓交界的山口镇碰了面。这时候，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派了个代表徐景祥来修水联系，想将当地的武装收编。三人商议之后决定将计就计，采取灰色名义，将警卫团和两地农军联合起来。和徐景祥谈判之后，三人决定将部队合并改称“江西省防军第一师”，余洒度为少将师长，余贲民是副师长，苏先骏是上校团长。分配好官职之后，就派特务连指导员宛希先（湖北黄梅人，1906年生，原警卫团第五连班长）带着新造的表册随徐景祥去南昌请领军费。 警卫团与平江工农义勇军编为第一师第一团，并当仁不让的成立了师部，警卫团的各级官佐坐升为师部人员，第二营营长钟文璋任上校师参谋长兼第一团团长，少校团附兼辎重队长范树德任师部中校军需处长兼第一团中校团附，原警卫团第二营营长李腾芳任第一营营长，第三营营长陈皓接任第二营营长，第三营营长由营附韩壮剑接任，后韩调任团附，由第十连连长金文生接任营长。另外第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参谋陈明义（湖南新化人，1907年生，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离开武汉后带领新兵训练处的勤杂人员随团行动，警卫团的官兵视他为团里的参谋）担任了师部参谋处长。 浏阳工农义勇队改编为第三团，原政治部主任徐骐（湖南浏阳人，1903年生，长沙岳云中学毕业，1925年入党）代理潘心源任党代表。第一营营长汤采芝，这一年已经42岁了，在一群年轻人中显得尤其突出，他曾任桂系第七军军部卫生连长、浏阳县委军事干部训练班教官，红七军团长寻淮洲是他的学生。第二营营长张子清毕业于湖南陆军讲武堂，曾任中央军校第三分校教官，马日事变后奉党的命令在岳阳组织武装，因衣食无着部队星散，他只身加入浏阳农军。第三营由警卫团拨来的三个连组成，伍中豪被苏先骏要来担任营长。第三团的主要干部还有副团长彭兰徽、参谋长何坚（字克欧，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湖南资兴人）、营党代表唐继芬、王俊民等，可惜他们的事迹已经无法考证。 除此之外，第三团还有六个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派出参加南昌暴动的学生，通过高安地委介绍进入部队，成了基层的骨干。后来这六个人在红军史上都有一席之地，他们是徐彦刚（四川新宁人，红十六师师长）、游雪程（四川邻水人，红八军第五纵队副纵队长）、刘型（湖南醴陵人，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王良（四川綦江人，红四军军长）、陈伯钧（四川达县人，红六军团长）、邓萍（四川自贡人，红三军团参谋长）。 第一师总计近三千人，有枪一千二百余支，机枪两挺，子弹充裕。余洒度还派参谋彭楷、副官佘浩找到邱国轩谈判，将其收编为第二团。附近一些被打散的中共武装也向第一师靠拢。谭希林、罗荣桓率领的崇阳农民自卫军到达修水后被编为师部特务连，修水县委也把自己控制的法警队和农军补充进了第一师。 宛希先在秋收暴动开始的前一天才带着江西省代理主席王均的信返回修水，但余洒度、苏先骏早就打着省防军的名义开始征粮收税了。在此期间，他们收到了中央军事部交通刘基宋（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转来的参加秋收暴动指示，但还没有细化到具体的行动步骤，余洒度也只是命令参谋处长陈明义和师部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一同设计了五星镰刀斧头的红色军旗，作为出征的准备。苏先骏也得到过开赴湘南参加暴动的消息，曾想积极行动一下，被余洒度否决了。9月7日，苏先骏又接到了秋收暴动前委的分路进攻长沙计划时（安源的队伍准备先攻打萍乡，故将行动计划称为“萍乡举动决议”），再也按耐不住，立即拔营出兵。留给余洒度的除了计划内容，还有一句话“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 余洒度虽然对这个计划还抱有怀疑，但时间和部队跃跃欲试的情况已经不容他再做多余的考虑。9月9日，第一团也由修水县城出发，向西一路挺进，恰巧，他们在途中遇到了从武汉返回的卢德铭。 走的时候是三个人，怎么只剩一个回来？ 卢德铭等三人到武汉后，没有找到中共中央军事部门的负责人，只见到了临时在湖北省委负责宣传工作的前中央妇女部长向警予。通过向，三人得到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秋收暴动的指示。卢德铭被指定为总指挥、韩浚为副总指挥、辛焕文为政治指导员。湖北省委给了三人几千块钱，并派了六个干部护送他们回部队。9月4日，一行人走到崇阳县大沙坪时遭遇民团巡查，辛焕文带两个湖北同志走在最前面，和民团交上了火，全部被打死，成为第一个退场的秋收暴动领导人。韩浚掩护跟随他的两名干部撤退，负伤被俘，后来参加“自新”，回到国民党军中，一直做到第七十三军军长，在莱芜战役被解放军俘虏。卢德铭得到前面人报信，急忙改抄小路走脱。 卢德铭向余洒度等干部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并就任起义总指挥，挥师向平江挺进。9月10日，毛泽东和苏先骏在铜鼓县见面，向他传达了安源会议的决议。根据决议，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第一、第三两团，改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第三团。在此之前，安源的各路工农武装已经在9月5日举行暴动，占领全市，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兴亚出任团长，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任党代表。 王兴亚，又作王新亚，江西安福人，1926年入党。他的资料十分混乱，有的说他是黄埔学生，但查不到期别兵科；有的说他是北伐军的营长，却也查不到番号。不过，重点在这里：赣西农民自卫军辖有宁冈、永新、安福三县农军，永新、安福两支队伍被王带到了安源，宁冈的队伍则由副总指挥贺敏学率领留守本县，宁冈农军的负责人叫袁文才，副手叫王佐。 秋收起义不是谋定而动，中央、省委前委都对部队直接下命令。苏先骏得到过湘南暴动的指示，余洒度没有实行。毛泽东与苏先骏会合后，派人要余洒度到铜鼓，但这时卢德铭已经到了第一团，没有理会毛泽东的命令，而是根据中央指示和苏先骏的意见，率军进攻平江去了。安源会议知道修水、铜陵的队伍编成省防军第一师第一、第三团，所以安源的队伍改编为工农革命军时称第一师第二团，却不知余洒度另外收编了一个邱国轩第二团。 同样混乱的还有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之外的第三个“第一师”。1927年9月8日，湖南省委还自行任命了一批秋收暴动军事干部，这个序列在秋收起义纪念馆就可以看到： 第一师师长毛泽东，第一团团长朱少连；直辖第一团团长李子骥；直辖第二团团长滕代远；直辖第三团团长王相烈；直辖第四团团长郭泳泉；直辖第五团团长谢南岑；直辖第六团团长袁健；直辖特务营营长潘词岩 这些干部中，朱少连是1922年入党的工运领袖，李子骥是湖南省委军事方面的负责人，滕代远是湘东特委书记兼醴陵县委书记，其他人的事迹已经难以查考。这些省委任命的团长中，除了朱少连发动株洲工人暴动失败外，其他人未能组织起部队响应秋收起义。省委只任命毛泽东做师长，他们却不知道中央另外任命了一位总指挥。 秋收暴动爆发的时候，半个中国都处于战争之中。武汉政府派唐生智率大军东进讨伐南京国民政府，陈兵安徽安庆一带。南京政府刚刚击退了孙传芳的渡江反扑，以一部警戒唐生智，主力正在向江北追击。在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部队多已追击南昌暴动部队南下。在湖南，唐生智军大部在湘南和宋鹤庚、许克祥的部队交战，代理省主席周斓掌握在长沙附近的只有三个团：省会卫戍司令兼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麾下的谭崇酂团，第三十五军所属王东原的教导团和罗定的独立团。但是，省军的兵力虽少，并不代表暴动会一番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