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雷锋相识 我与雷锋的相识不是历史巧合，完全是革命的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使我们走到了一起。雷锋参军后于 １９６０年 ４月到抚顺，我也在同一个时间由吉林市驻军调到煤都抚顺；雷锋在工程兵工程第十团运输连当战士，我来这个团当政治处主任；雷锋是在当年11月被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底我被提升为团的副政委。就这样，我们在一个团队生活了两年半。我绝没有攀雷锋的意思，但事情又确实使我感到非常巧合。这就是：雷锋手上被地主婆砍了三刀，而我手上至今还留有富农儿子割的三刀痕迹；雷锋要过饭，我也乞讨过。这种相同点使我和雷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职务上我们是上下级关系，实际上我们是同志、是战友、是亲如手足的兄弟。 １９６０年３月，我接沈阳军区工程兵的调动命令，政治部主任裘永芳同志在与我谈话中说：“调你到工程兵十团工作，是经过领导认真研究决定的，希望你不要辜负领导对你的期望。这个团今年在抚顺钢厂施工，建设特种钢材车间，任务重，时间紧。”我从工程兵政治部回到吉林市７０８３部队，很快就交接了工作。军人有令即行，无条件服从命令，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也是军队中一条严格的纪律。可是间题并不是那么顺利，回家一看只有老母和长子在家，爱人到山西大同领孩子去了，怎么办？等家属回来，时间太久了，要执行命令按时报到。遂于１９６０年４月８日，从工程兵舟桥部队到抚顺市驻军工程兵工程十团报到了。开始担任政治处主任，到１１月份任副政委，在党委和政治委员领导下做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职务决定了我的职责，因此我从 １９６０年 ４月初到雷锋同志牺牲，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团单位，加之雷锋又是一个突出典型，所以接触的就多一些。 作为一个政治工作人员，刚到这个单位的首要任务自然是摸清部队的思想状况。在收集思想情况时，发现干部、战士的思想普遍存在对国家暂时困难认识不清，个别人对国家、对政府有一种不满情绪，特别是施工劳动强度大，有时还吃代食品，部队中时有发牢骚说怪话现象发生。当然也有许多积极因素，宣传股长吴广信、干事庞士元几乎同时对我说：“运输连新兵雷锋同志苦大仇深，在新兵营时他就谈到了家庭的苦难史，他祖孙三代都被地主、资本家、国民党、日本鬼子逼迫而死，六岁成了孤儿。这个新兵对困难有很高的认识，态度也端正……” １９６０年是国家最困难时期，如何度过这个非常时期，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不仅要考虑到，还要想办法去解决，这才是对克服困难应有的态度。大家都说，运输连新兵雷锋有度荒年的信心，所以我要到运输连去了解一下。到运输连见到高士祥指导员。这位高指导员刚从高级工程兵学校政治系毕业分配到运输连不久，工作积极热情。我跟他说明来意后，高指导员连珠炮似的介绍了雷锋的情况。他说：“雷锋不仅仅是一个忆苦典型，而且是一个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学习刻苦、生活节约的先进典型。雷锋不仅参军后积极，而且在工厂和湖南家乡时也是先进工作者和红旗手。”这时，部队作业回来了，还没有到开午饭的时间，我提出：“走，我要去认识一下雷锋。”我们走出连部来到二排。二排住房是暂设房，全排住一间大屋里，睡的是上下两层通铺。这时候离开饭的时间还有一段，士兵们有的在洗漱，有的在嬉闹，个别的在休息。惟独雷锋端正地坐在床铺上看书。高指导员进屋就指着雷锋对我说：“这就是雷锋。”并对雷锋说：“这是新来的刘主任。”雷锋站了起来，敬礼。我还没有坐下，雷锋就把《毛泽东选集》打开了，用手指着一段说：“首长，这段应当怎样领会？”我一看雷锋指的是毛主席著作中《实践论》的理性认识依赖感性认识的问题。这时高指导员有事走了。我问雷锋：“你是怎么领会的？”雷锋说：“一切理论都要经过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头理论。”我说： “你学得不错，我们要共同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是毛主席的经典著作。我们都要很好地学习。”雷锋说：“请首长多指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雷锋。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头不高，白脸皮，大眼睛，挺精神，说起话来面带笑容，对毛主席著作学习抓得很紧，能利用一切时间进行学习。 从运输连回团机关的路上，我考虑了三个问题：一是要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一次形势任务教育，否则必将影响工程任务的完成。这样多的思想问题，搞不好会出现政治事故。二是对部队进行一次忆苦教育，大力开展生产节约，增强部队战胜困难的信心。这个问题可以运用雷锋这个忆苦典型带头，来把群众发动起来。三是总结十余年国家建设成绩，向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当时想，解决这三个问题的目的，是让部队正确认识国家暂时困难，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鼓舞大家情绪，保证施工任务的完成。中午吃午饭时，我向政委韩万金汇报了这些想法和见到新战士雷锋的情况。听了政委的谈话后，我深深感到韩政委对雷锋的了解比我多，韩政委说：“我同意你考虑的几个问题，应该组织一下形势任务教育。忆苦思甜可先分散在各连队搞些小型的活动，团集中搞有困难。如果各连队有请雷锋作报告的也可以进行安排。你们政治处对雷锋要作为典型多进行一些工作，很好加以培养，要有专人负责，咱们常委就由你负责任，宣传部门可以做些具体工作。” 实际上宣传股早就把雷锋当成典型来抓了。吴广信、庞士元两位同志经常到运输连同雷锋一起研究学习毛著。他们对典型工作做得很细，同运输连以及雷锋个人建立了经常联系，并有深厚的友谊。 雷锋忆苦催人奋进 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和部队分散施工的实际情况，全团集中开会困难，全团的“忆苦思甜”大会拖到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９日才召开。这个时间正是部队准备进入工地前夕。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一次进一步动员大家坚定信心渡过困难时期，继续开展增产节约，发动部队搞好工程任务的政治动员。会场是在抚顺市望花区北河岸的杨树林里。这次全团“忆苦思甜”大会虽然是以“露天地”当会场，但却开得很隆重，会场严肃，团长吴海山，政委韩万金等团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大会。这次新旧社会对比教育，主要由雷锋作典型发言。 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压迫和反压迫、剥削和反剥削、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苦难史。雷锋同志的苦难家史只是旧社会贫穷人们受压迫和剥削的一个缩影。雷锋在大会上谈旧社会的苦，使大家很受教育。他泣不成声地说：“我的祖父雷新庭一辈子租佃地主土地为生，这种佃户生活一年到头吃不饱，还欠下地主的地租。我三岁时，这年过旧历年地主来逼债，我的爷爷被逼死在年关；父亲雷明亮被日本侵略者抓去当挑夫，由于反抗欺压遭日本鬼子毒打，回到家无钱治疗，不久活活地疼死了。哥哥雷正德１２岁当童子工，因为超体力的劳动被机器轧断了胳膊，回到家没钱医治而死去了。小弟弟饿死在母亲的怀里。母亲给地主当用人被奸污，刚强的母亲悬梁而死去了……” 听着雷锋诉说的苦难家史，会场上全体官兵也都泣不成声。我说什么也抑制不住自己，哭的声音非常大。因为当时我联想起我有三个弟弟也是在旧社会饿死的，所以就放声大哭起来。真是天下劳苦大众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雷锋同志讲他的手上有被地主婆砍的三刀时，我当场情不自禁地看了看自己手上被富农砍了三刀的伤痕。因此我想不仅雷锋有一本苦难家史，而且所有劳苦大众都有一本苦难家史。雷锋的苦难家史是众多苦难家庭的代表，是千百万劳苦大众被三座大山压迫剥削的一个缩影。 阶级教育是团结同志打击敌人的有利武器，我们团这次“忆苦思甜”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期间会场肃静，没有一个乱动的，大多数人都掉着眼泪，集中精力倾听雷锋的忆苦报告。大会之后，部队分头进行讨论。战士们群情激昂，各连队分头制定了措施，每个人提出保证，部队迅速掀起了一个增产节约、大学毛主席著作、以战斗姿态积极投人施工的新高潮。这次大会全体官兵对国家暂时困难的认识有所提高，度过灾荒的信心也增强了。而雷锋更加克勤克俭，精打细算地投入到增产节约运动中。他把食堂掉的饭粒捡起来送到本连队养猪的猪食缸里。汽车拉水泥撒在车上的散水泥他一点一点扫起来，积累了一千多斤。雷锋同志的“节约箱”发挥了作用，把破钢废铁边角废料，螺丝钉、牙膏皮、破布头等等都回收起来。这些废品有的在修车时被利用上了，真是变废为宝，为公家节省了不少开支。 雷锋的“节约箱”和他的节约活动，团领导把他作为先进典型进行了推广，有的连队业余时间来参观学习。雷锋度灾荒的决心和实际行动对我们部队渡过困难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部队思想情绪安定了，工地上形成了一种比、学、赶、帮、超的施工新局面。这次“忆苦思甜”教育，使大家进一步深刻认识到：中国人民的苦难历史、中国的经济落后是旧中国三大敌人压迫、剥削和社会制度不合理造成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符合我国的国情，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在两年多的接触中，雷锋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他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忆苦典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是一个先进工作者，是一个生产节约的标兵，是青少年学生的好辅导员，是团结同志助人为乐的模范。雷锋事迹不只在我们团推广，而且经常外出到兄弟部队和国家机关、学校、工厂介绍经验。沈阳、大连、海城、辽阳、丹东、本溪、长春、吉林、通化等地都有他的足迹，都留下了他控诉旧社会那悲凄而有力的声音。雷锋这些闪闪发光的先进事迹对我本人和部队都有很大的教育，成了部队一种无形的动力，对部队的思想建设、任务的完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对度灾荒打下了思想基础。在这一件件活生生的事实面前，我首先检查了自己的一个错误观念，即在党委和政委韩万金同志叫我抓这个典型时，一开始，我只认为这是党委正常分工，思想上认为政治处主任或副政委就是在党委领导下和政委直接领导下，做具体政治工作的嘛，缺乏主动精神。经过雷锋的“忆苦思甜”教育和雷锋事迹的推广，我深感责任的重大，因而和雷锋的关系更加密切了，由组织分工变成了自觉的行动。如果时间长了，见不到雷锋心里就感到缺点什么似的，总伯雷锋出什么问题自己负不起责任。尽管每次接触都感到雷锋谦虚、谨慎、态度和蔼，对同志温暖、思想境界高，总感到他的优点多，找不出什么缺点，因此对他也就表扬多，可是还感到自己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不如雷锋本人做得好。但雷锋自己却不这样认为，总感到自己做的还很不够。另外雷锋还有一个特点，他背后从不议论别人的缺点。有一次我去营区，看到他，就问：“雷锋，最近怎样？”雷锋同志说： “首长，我的工作、学习都不太好，请首长批评。”我说：“你说的具体点，哪方面不够？”雷锋说：“我还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实际上党支部已经把他作为党员发展对象啦。经过了解，当时雷锋有两个活思想，一个是一心一意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另一个是想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过去他就说过，夜间睡觉曾梦见了毛主席。雷锋经过组织上的不断培养教育和他本人的积极努力，经团政治处审查和高士祥等同志介绍，终于在１９６０年 １１月８日实现了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愿望。 （下续）

和雷锋相识 我与雷锋的相识不是历史巧合，完全是革命的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使我们走到了一起。雷锋参军后于 １９６０年 ４月到抚顺，我也在同一个时间由吉林市驻军调到煤都抚顺；雷锋在工程兵工程第十团运输连当战士，我来这个团当政治处主任；雷锋是在当年11月被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底我被提升为团的副政委。就这样，我们在一个团队生活了两年半。我绝没有攀雷锋的意思，但事情又确实使我感到非常巧合。这就是：雷锋手上被地主婆砍了三刀，而我手上至今还留有富农儿子割的三刀痕迹；雷锋要过饭，我也乞讨过。这种相同点使我和雷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职务上我们是上下级关系，实际上我们是同志、是战友、是亲如手足的兄弟。 １９６０年３月，我接沈阳军区工程兵的调动命令，政治部主任裘永芳同志在与我谈话中说：“调你到工程兵十团工作，是经过领导认真研究决定的，希望你不要辜负领导对你的期望。这个团今年在抚顺钢厂施工，建设特种钢材车间，任务重，时间紧。”我从工程兵政治部回到吉林市７０８３部队，很快就交接了工作。军人有令即行，无条件服从命令，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也是军队中一条严格的纪律。可是间题并不是那么顺利，回家一看只有老母和长子在家，爱人到山西大同领孩子去了，怎么办？等家属回来，时间太久了，要执行命令按时报到。遂于１９６０年４月８日，从工程兵舟桥部队到抚顺市驻军工程兵工程十团报到了。开始担任政治处主任，到１１月份任副政委，在党委和政治委员领导下做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职务决定了我的职责，因此我从 １９６０年 ４月初到雷锋同志牺牲，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团单位，加之雷锋又是一个突出典型，所以接触的就多一些。 作为一个政治工作人员，刚到这个单位的首要任务自然是摸清部队的思想状况。在收集思想情况时，发现干部、战士的思想普遍存在对国家暂时困难认识不清，个别人对国家、对政府有一种不满情绪，特别是施工劳动强度大，有时还吃代食品，部队中时有发牢骚说怪话现象发生。当然也有许多积极因素，宣传股长吴广信、干事庞士元几乎同时对我说：“运输连新兵雷锋同志苦大仇深，在新兵营时他就谈到了家庭的苦难史，他祖孙三代都被地主、资本家、国民党、日本鬼子逼迫而死，六岁成了孤儿。这个新兵对困难有很高的认识，态度也端正……” １９６０年是国家最困难时期，如何度过这个非常时期，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不仅要考虑到，还要想办法去解决，这才是对克服困难应有的态度。大家都说，运输连新兵雷锋有度荒年的信心，所以我要到运输连去了解一下。到运输连见到高士祥指导员。这位高指导员刚从高级工程兵学校政治系毕业分配到运输连不久，工作积极热情。我跟他说明来意后，高指导员连珠炮似的介绍了雷锋的情况。他说：“雷锋不仅仅是一个忆苦典型，而且是一个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学习刻苦、生活节约的先进典型。雷锋不仅参军后积极，而且在工厂和湖南家乡时也是先进工作者和红旗手。”这时，部队作业回来了，还没有到开午饭的时间，我提出：“走，我要去认识一下雷锋。”我们走出连部来到二排。二排住房是暂设房，全排住一间大屋里，睡的是上下两层通铺。这时候离开饭的时间还有一段，士兵们有的在洗漱，有的在嬉闹，个别的在休息。惟独雷锋端正地坐在床铺上看书。高指导员进屋就指着雷锋对我说：“这就是雷锋。”并对雷锋说：“这是新来的刘主任。”雷锋站了起来，敬礼。我还没有坐下，雷锋就把《毛泽东选集》打开了，用手指着一段说：“首长，这段应当怎样领会？”我一看雷锋指的是毛主席著作中《实践论》的理性认识依赖感性认识的问题。这时高指导员有事走了。我问雷锋：“你是怎么领会的？”雷锋说：“一切理论都要经过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头理论。”我说： “你学得不错，我们要共同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是毛主席的经典著作。我们都要很好地学习。”雷锋说：“请首长多指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雷锋。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头不高，白脸皮，大眼睛，挺精神，说起话来面带笑容，对毛主席著作学习抓得很紧，能利用一切时间进行学习。 从运输连回团机关的路上，我考虑了三个问题：一是要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一次形势任务教育，否则必将影响工程任务的完成。这样多的思想问题，搞不好会出现政治事故。二是对部队进行一次忆苦教育，大力开展生产节约，增强部队战胜困难的信心。这个问题可以运用雷锋这个忆苦典型带头，来把群众发动起来。三是总结十余年国家建设成绩，向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当时想，解决这三个问题的目的，是让部队正确认识国家暂时困难，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鼓舞大家情绪，保证施工任务的完成。中午吃午饭时，我向政委韩万金汇报了这些想法和见到新战士雷锋的情况。听了政委的谈话后，我深深感到韩政委对雷锋的了解比我多，韩政委说：“我同意你考虑的几个问题，应该组织一下形势任务教育。忆苦思甜可先分散在各连队搞些小型的活动，团集中搞有困难。如果各连队有请雷锋作报告的也可以进行安排。你们政治处对雷锋要作为典型多进行一些工作，很好加以培养，要有专人负责，咱们常委就由你负责任，宣传部门可以做些具体工作。” 实际上宣传股早就把雷锋当成典型来抓了。吴广信、庞士元两位同志经常到运输连同雷锋一起研究学习毛著。他们对典型工作做得很细，同运输连以及雷锋个人建立了经常联系，并有深厚的友谊。 雷锋忆苦催人奋进 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和部队分散施工的实际情况，全团集中开会困难，全团的“忆苦思甜”大会拖到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９日才召开。这个时间正是部队准备进入工地前夕。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一次进一步动员大家坚定信心渡过困难时期，继续开展增产节约，发动部队搞好工程任务的政治动员。会场是在抚顺市望花区北河岸的杨树林里。这次全团“忆苦思甜”大会虽然是以“露天地”当会场，但却开得很隆重，会场严肃，团长吴海山，政委韩万金等团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大会。这次新旧社会对比教育，主要由雷锋作典型发言。 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压迫和反压迫、剥削和反剥削、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苦难史。雷锋同志的苦难家史只是旧社会贫穷人们受压迫和剥削的一个缩影。雷锋在大会上谈旧社会的苦，使大家很受教育。他泣不成声地说：“我的祖父雷新庭一辈子租佃地主土地为生，这种佃户生活一年到头吃不饱，还欠下地主的地租。我三岁时，这年过旧历年地主来逼债，我的爷爷被逼死在年关；父亲雷明亮被日本侵略者抓去当挑夫，由于反抗欺压遭日本鬼子毒打，回到家无钱治疗，不久活活地疼死了。哥哥雷正德１２岁当童子工，因为超体力的劳动被机器轧断了胳膊，回到家没钱医治而死去了。小弟弟饿死在母亲的怀里。母亲给地主当用人被奸污，刚强的母亲悬梁而死去了……” 听着雷锋诉说的苦难家史，会场上全体官兵也都泣不成声。我说什么也抑制不住自己，哭的声音非常大。因为当时我联想起我有三个弟弟也是在旧社会饿死的，所以就放声大哭起来。真是天下劳苦大众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雷锋同志讲他的手上有被地主婆砍的三刀时，我当场情不自禁地看了看自己手上被富农砍了三刀的伤痕。因此我想不仅雷锋有一本苦难家史，而且所有劳苦大众都有一本苦难家史。雷锋的苦难家史是众多苦难家庭的代表，是千百万劳苦大众被三座大山压迫剥削的一个缩影。 阶级教育是团结同志打击敌人的有利武器，我们团这次“忆苦思甜”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期间会场肃静，没有一个乱动的，大多数人都掉着眼泪，集中精力倾听雷锋的忆苦报告。大会之后，部队分头进行讨论。战士们群情激昂，各连队分头制定了措施，每个人提出保证，部队迅速掀起了一个增产节约、大学毛主席著作、以战斗姿态积极投人施工的新高潮。这次大会全体官兵对国家暂时困难的认识有所提高，度过灾荒的信心也增强了。而雷锋更加克勤克俭，精打细算地投入到增产节约运动中。他把食堂掉的饭粒捡起来送到本连队养猪的猪食缸里。汽车拉水泥撒在车上的散水泥他一点一点扫起来，积累了一千多斤。雷锋同志的“节约箱”发挥了作用，把破钢废铁边角废料，螺丝钉、牙膏皮、破布头等等都回收起来。这些废品有的在修车时被利用上了，真是变废为宝，为公家节省了不少开支。 雷锋的“节约箱”和他的节约活动，团领导把他作为先进典型进行了推广，有的连队业余时间来参观学习。雷锋度灾荒的决心和实际行动对我们部队渡过困难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部队思想情绪安定了，工地上形成了一种比、学、赶、帮、超的施工新局面。这次“忆苦思甜”教育，使大家进一步深刻认识到：中国人民的苦难历史、中国的经济落后是旧中国三大敌人压迫、剥削和社会制度不合理造成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符合我国的国情，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在两年多的接触中，雷锋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他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忆苦典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是一个先进工作者，是一个生产节约的标兵，是青少年学生的好辅导员，是团结同志助人为乐的模范。雷锋事迹不只在我们团推广，而且经常外出到兄弟部队和国家机关、学校、工厂介绍经验。沈阳、大连、海城、辽阳、丹东、本溪、长春、吉林、通化等地都有他的足迹，都留下了他控诉旧社会那悲凄而有力的声音。雷锋这些闪闪发光的先进事迹对我本人和部队都有很大的教育，成了部队一种无形的动力，对部队的思想建设、任务的完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对度灾荒打下了思想基础。在这一件件活生生的事实面前，我首先检查了自己的一个错误观念，即在党委和政委韩万金同志叫我抓这个典型时，一开始，我只认为这是党委正常分工，思想上认为政治处主任或副政委就是在党委领导下和政委直接领导下，做具体政治工作的嘛，缺乏主动精神。经过雷锋的“忆苦思甜”教育和雷锋事迹的推广，我深感责任的重大，因而和雷锋的关系更加密切了，由组织分工变成了自觉的行动。如果时间长了，见不到雷锋心里就感到缺点什么似的，总伯雷锋出什么问题自己负不起责任。尽管每次接触都感到雷锋谦虚、谨慎、态度和蔼，对同志温暖、思想境界高，总感到他的优点多，找不出什么缺点，因此对他也就表扬多，可是还感到自己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不如雷锋本人做得好。但雷锋自己却不这样认为，总感到自己做的还很不够。另外雷锋还有一个特点，他背后从不议论别人的缺点。有一次我去营区，看到他，就问：“雷锋，最近怎样？”雷锋同志说： “首长，我的工作、学习都不太好，请首长批评。”我说：“你说的具体点，哪方面不够？”雷锋说：“我还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实际上党支部已经把他作为党员发展对象啦。经过了解，当时雷锋有两个活思想，一个是一心一意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另一个是想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过去他就说过，夜间睡觉曾梦见了毛主席。雷锋经过组织上的不断培养教育和他本人的积极努力，经团政治处审查和高士祥等同志介绍，终于在１９６０年 １１月８日实现了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愿望。 （下续）

和雷锋相识 我与雷锋的相识不是历史巧合，完全是革命的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使我们走到了一起。雷锋参军后于 １９６０年 ４月到抚顺，我也在同一个时间由吉林市驻军调到煤都抚顺；雷锋在工程兵工程第十团运输连当战士，我来这个团当政治处主任；雷锋是在当年11月被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底我被提升为团的副政委。就这样，我们在一个团队生活了两年半。我绝没有攀雷锋的意思，但事情又确实使我感到非常巧合。这就是：雷锋手上被地主婆砍了三刀，而我手上至今还留有富农儿子割的三刀痕迹；雷锋要过饭，我也乞讨过。这种相同点使我和雷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职务上我们是上下级关系，实际上我们是同志、是战友、是亲如手足的兄弟。 １９６０年３月，我接沈阳军区工程兵的调动命令，政治部主任裘永芳同志在与我谈话中说：“调你到工程兵十团工作，是经过领导认真研究决定的，希望你不要辜负领导对你的期望。这个团今年在抚顺钢厂施工，建设特种钢材车间，任务重，时间紧。”我从工程兵政治部回到吉林市７０８３部队，很快就交接了工作。军人有令即行，无条件服从命令，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也是军队中一条严格的纪律。可是间题并不是那么顺利，回家一看只有老母和长子在家，爱人到山西大同领孩子去了，怎么办？等家属回来，时间太久了，要执行命令按时报到。遂于１９６０年４月８日，从工程兵舟桥部队到抚顺市驻军工程兵工程十团报到了。开始担任政治处主任，到１１月份任副政委，在党委和政治委员领导下做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职务决定了我的职责，因此我从 １９６０年 ４月初到雷锋同志牺牲，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团单位，加之雷锋又是一个突出典型，所以接触的就多一些。 作为一个政治工作人员，刚到这个单位的首要任务自然是摸清部队的思想状况。在收集思想情况时，发现干部、战士的思想普遍存在对国家暂时困难认识不清，个别人对国家、对政府有一种不满情绪，特别是施工劳动强度大，有时还吃代食品，部队中时有发牢骚说怪话现象发生。当然也有许多积极因素，宣传股长吴广信、干事庞士元几乎同时对我说：“运输连新兵雷锋同志苦大仇深，在新兵营时他就谈到了家庭的苦难史，他祖孙三代都被地主、资本家、国民党、日本鬼子逼迫而死，六岁成了孤儿。这个新兵对困难有很高的认识，态度也端正……” １９６０年是国家最困难时期，如何度过这个非常时期，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不仅要考虑到，还要想办法去解决，这才是对克服困难应有的态度。大家都说，运输连新兵雷锋有度荒年的信心，所以我要到运输连去了解一下。到运输连见到高士祥指导员。这位高指导员刚从高级工程兵学校政治系毕业分配到运输连不久，工作积极热情。我跟他说明来意后，高指导员连珠炮似的介绍了雷锋的情况。他说：“雷锋不仅仅是一个忆苦典型，而且是一个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学习刻苦、生活节约的先进典型。雷锋不仅参军后积极，而且在工厂和湖南家乡时也是先进工作者和红旗手。”这时，部队作业回来了，还没有到开午饭的时间，我提出：“走，我要去认识一下雷锋。”我们走出连部来到二排。二排住房是暂设房，全排住一间大屋里，睡的是上下两层通铺。这时候离开饭的时间还有一段，士兵们有的在洗漱，有的在嬉闹，个别的在休息。惟独雷锋端正地坐在床铺上看书。高指导员进屋就指着雷锋对我说：“这就是雷锋。”并对雷锋说：“这是新来的刘主任。”雷锋站了起来，敬礼。我还没有坐下，雷锋就把《毛泽东选集》打开了，用手指着一段说：“首长，这段应当怎样领会？”我一看雷锋指的是毛主席著作中《实践论》的理性认识依赖感性认识的问题。这时高指导员有事走了。我问雷锋：“你是怎么领会的？”雷锋说：“一切理论都要经过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头理论。”我说： “你学得不错，我们要共同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是毛主席的经典著作。我们都要很好地学习。”雷锋说：“请首长多指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雷锋。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头不高，白脸皮，大眼睛，挺精神，说起话来面带笑容，对毛主席著作学习抓得很紧，能利用一切时间进行学习。 从运输连回团机关的路上，我考虑了三个问题：一是要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一次形势任务教育，否则必将影响工程任务的完成。这样多的思想问题，搞不好会出现政治事故。二是对部队进行一次忆苦教育，大力开展生产节约，增强部队战胜困难的信心。这个问题可以运用雷锋这个忆苦典型带头，来把群众发动起来。三是总结十余年国家建设成绩，向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当时想，解决这三个问题的目的，是让部队正确认识国家暂时困难，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鼓舞大家情绪，保证施工任务的完成。中午吃午饭时，我向政委韩万金汇报了这些想法和见到新战士雷锋的情况。听了政委的谈话后，我深深感到韩政委对雷锋的了解比我多，韩政委说：“我同意你考虑的几个问题，应该组织一下形势任务教育。忆苦思甜可先分散在各连队搞些小型的活动，团集中搞有困难。如果各连队有请雷锋作报告的也可以进行安排。你们政治处对雷锋要作为典型多进行一些工作，很好加以培养，要有专人负责，咱们常委就由你负责任，宣传部门可以做些具体工作。” 实际上宣传股早就把雷锋当成典型来抓了。吴广信、庞士元两位同志经常到运输连同雷锋一起研究学习毛著。他们对典型工作做得很细，同运输连以及雷锋个人建立了经常联系，并有深厚的友谊。 雷锋忆苦催人奋进 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和部队分散施工的实际情况，全团集中开会困难，全团的“忆苦思甜”大会拖到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９日才召开。这个时间正是部队准备进入工地前夕。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一次进一步动员大家坚定信心渡过困难时期，继续开展增产节约，发动部队搞好工程任务的政治动员。会场是在抚顺市望花区北河岸的杨树林里。这次全团“忆苦思甜”大会虽然是以“露天地”当会场，但却开得很隆重，会场严肃，团长吴海山，政委韩万金等团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大会。这次新旧社会对比教育，主要由雷锋作典型发言。 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压迫和反压迫、剥削和反剥削、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苦难史。雷锋同志的苦难家史只是旧社会贫穷人们受压迫和剥削的一个缩影。雷锋在大会上谈旧社会的苦，使大家很受教育。他泣不成声地说：“我的祖父雷新庭一辈子租佃地主土地为生，这种佃户生活一年到头吃不饱，还欠下地主的地租。我三岁时，这年过旧历年地主来逼债，我的爷爷被逼死在年关；父亲雷明亮被日本侵略者抓去当挑夫，由于反抗欺压遭日本鬼子毒打，回到家无钱治疗，不久活活地疼死了。哥哥雷正德１２岁当童子工，因为超体力的劳动被机器轧断了胳膊，回到家没钱医治而死去了。小弟弟饿死在母亲的怀里。母亲给地主当用人被奸污，刚强的母亲悬梁而死去了……” 听着雷锋诉说的苦难家史，会场上全体官兵也都泣不成声。我说什么也抑制不住自己，哭的声音非常大。因为当时我联想起我有三个弟弟也是在旧社会饿死的，所以就放声大哭起来。真是天下劳苦大众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雷锋同志讲他的手上有被地主婆砍的三刀时，我当场情不自禁地看了看自己手上被富农砍了三刀的伤痕。因此我想不仅雷锋有一本苦难家史，而且所有劳苦大众都有一本苦难家史。雷锋的苦难家史是众多苦难家庭的代表，是千百万劳苦大众被三座大山压迫剥削的一个缩影。 阶级教育是团结同志打击敌人的有利武器，我们团这次“忆苦思甜”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期间会场肃静，没有一个乱动的，大多数人都掉着眼泪，集中精力倾听雷锋的忆苦报告。大会之后，部队分头进行讨论。战士们群情激昂，各连队分头制定了措施，每个人提出保证，部队迅速掀起了一个增产节约、大学毛主席著作、以战斗姿态积极投人施工的新高潮。这次大会全体官兵对国家暂时困难的认识有所提高，度过灾荒的信心也增强了。而雷锋更加克勤克俭，精打细算地投入到增产节约运动中。他把食堂掉的饭粒捡起来送到本连队养猪的猪食缸里。汽车拉水泥撒在车上的散水泥他一点一点扫起来，积累了一千多斤。雷锋同志的“节约箱”发挥了作用，把破钢废铁边角废料，螺丝钉、牙膏皮、破布头等等都回收起来。这些废品有的在修车时被利用上了，真是变废为宝，为公家节省了不少开支。 雷锋的“节约箱”和他的节约活动，团领导把他作为先进典型进行了推广，有的连队业余时间来参观学习。雷锋度灾荒的决心和实际行动对我们部队渡过困难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部队思想情绪安定了，工地上形成了一种比、学、赶、帮、超的施工新局面。这次“忆苦思甜”教育，使大家进一步深刻认识到：中国人民的苦难历史、中国的经济落后是旧中国三大敌人压迫、剥削和社会制度不合理造成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符合我国的国情，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在两年多的接触中，雷锋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他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忆苦典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是一个先进工作者，是一个生产节约的标兵，是青少年学生的好辅导员，是团结同志助人为乐的模范。雷锋事迹不只在我们团推广，而且经常外出到兄弟部队和国家机关、学校、工厂介绍经验。沈阳、大连、海城、辽阳、丹东、本溪、长春、吉林、通化等地都有他的足迹，都留下了他控诉旧社会那悲凄而有力的声音。雷锋这些闪闪发光的先进事迹对我本人和部队都有很大的教育，成了部队一种无形的动力，对部队的思想建设、任务的完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对度灾荒打下了思想基础。在这一件件活生生的事实面前，我首先检查了自己的一个错误观念，即在党委和政委韩万金同志叫我抓这个典型时，一开始，我只认为这是党委正常分工，思想上认为政治处主任或副政委就是在党委领导下和政委直接领导下，做具体政治工作的嘛，缺乏主动精神。经过雷锋的“忆苦思甜”教育和雷锋事迹的推广，我深感责任的重大，因而和雷锋的关系更加密切了，由组织分工变成了自觉的行动。如果时间长了，见不到雷锋心里就感到缺点什么似的，总伯雷锋出什么问题自己负不起责任。尽管每次接触都感到雷锋谦虚、谨慎、态度和蔼，对同志温暖、思想境界高，总感到他的优点多，找不出什么缺点，因此对他也就表扬多，可是还感到自己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不如雷锋本人做得好。但雷锋自己却不这样认为，总感到自己做的还很不够。另外雷锋还有一个特点，他背后从不议论别人的缺点。有一次我去营区，看到他，就问：“雷锋，最近怎样？”雷锋同志说： “首长，我的工作、学习都不太好，请首长批评。”我说：“你说的具体点，哪方面不够？”雷锋说：“我还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实际上党支部已经把他作为党员发展对象啦。经过了解，当时雷锋有两个活思想，一个是一心一意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另一个是想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过去他就说过，夜间睡觉曾梦见了毛主席。雷锋经过组织上的不断培养教育和他本人的积极努力，经团政治处审查和高士祥等同志介绍，终于在１９６０年 １１月８日实现了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愿望。 （下续）

和雷锋相识 我与雷锋的相识不是历史巧合，完全是革命的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使我们走到了一起。雷锋参军后于 １９６０年 ４月到抚顺，我也在同一个时间由吉林市驻军调到煤都抚顺；雷锋在工程兵工程第十团运输连当战士，我来这个团当政治处主任；雷锋是在当年11月被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底我被提升为团的副政委。就这样，我们在一个团队生活了两年半。我绝没有攀雷锋的意思，但事情又确实使我感到非常巧合。这就是：雷锋手上被地主婆砍了三刀，而我手上至今还留有富农儿子割的三刀痕迹；雷锋要过饭，我也乞讨过。这种相同点使我和雷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职务上我们是上下级关系，实际上我们是同志、是战友、是亲如手足的兄弟。 １９６０年３月，我接沈阳军区工程兵的调动命令，政治部主任裘永芳同志在与我谈话中说：“调你到工程兵十团工作，是经过领导认真研究决定的，希望你不要辜负领导对你的期望。这个团今年在抚顺钢厂施工，建设特种钢材车间，任务重，时间紧。”我从工程兵政治部回到吉林市７０８３部队，很快就交接了工作。军人有令即行，无条件服从命令，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也是军队中一条严格的纪律。可是间题并不是那么顺利，回家一看只有老母和长子在家，爱人到山西大同领孩子去了，怎么办？等家属回来，时间太久了，要执行命令按时报到。遂于１９６０年４月８日，从工程兵舟桥部队到抚顺市驻军工程兵工程十团报到了。开始担任政治处主任，到１１月份任副政委，在党委和政治委员领导下做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职务决定了我的职责，因此我从 １９６０年 ４月初到雷锋同志牺牲，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团单位，加之雷锋又是一个突出典型，所以接触的就多一些。 作为一个政治工作人员，刚到这个单位的首要任务自然是摸清部队的思想状况。在收集思想情况时，发现干部、战士的思想普遍存在对国家暂时困难认识不清，个别人对国家、对政府有一种不满情绪，特别是施工劳动强度大，有时还吃代食品，部队中时有发牢骚说怪话现象发生。当然也有许多积极因素，宣传股长吴广信、干事庞士元几乎同时对我说：“运输连新兵雷锋同志苦大仇深，在新兵营时他就谈到了家庭的苦难史，他祖孙三代都被地主、资本家、国民党、日本鬼子逼迫而死，六岁成了孤儿。这个新兵对困难有很高的认识，态度也端正……” １９６０年是国家最困难时期，如何度过这个非常时期，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不仅要考虑到，还要想办法去解决，这才是对克服困难应有的态度。大家都说，运输连新兵雷锋有度荒年的信心，所以我要到运输连去了解一下。到运输连见到高士祥指导员。这位高指导员刚从高级工程兵学校政治系毕业分配到运输连不久，工作积极热情。我跟他说明来意后，高指导员连珠炮似的介绍了雷锋的情况。他说：“雷锋不仅仅是一个忆苦典型，而且是一个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学习刻苦、生活节约的先进典型。雷锋不仅参军后积极，而且在工厂和湖南家乡时也是先进工作者和红旗手。”这时，部队作业回来了，还没有到开午饭的时间，我提出：“走，我要去认识一下雷锋。”我们走出连部来到二排。二排住房是暂设房，全排住一间大屋里，睡的是上下两层通铺。这时候离开饭的时间还有一段，士兵们有的在洗漱，有的在嬉闹，个别的在休息。惟独雷锋端正地坐在床铺上看书。高指导员进屋就指着雷锋对我说：“这就是雷锋。”并对雷锋说：“这是新来的刘主任。”雷锋站了起来，敬礼。我还没有坐下，雷锋就把《毛泽东选集》打开了，用手指着一段说：“首长，这段应当怎样领会？”我一看雷锋指的是毛主席著作中《实践论》的理性认识依赖感性认识的问题。这时高指导员有事走了。我问雷锋：“你是怎么领会的？”雷锋说：“一切理论都要经过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头理论。”我说： “你学得不错，我们要共同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是毛主席的经典著作。我们都要很好地学习。”雷锋说：“请首长多指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雷锋。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头不高，白脸皮，大眼睛，挺精神，说起话来面带笑容，对毛主席著作学习抓得很紧，能利用一切时间进行学习。 从运输连回团机关的路上，我考虑了三个问题：一是要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一次形势任务教育，否则必将影响工程任务的完成。这样多的思想问题，搞不好会出现政治事故。二是对部队进行一次忆苦教育，大力开展生产节约，增强部队战胜困难的信心。这个问题可以运用雷锋这个忆苦典型带头，来把群众发动起来。三是总结十余年国家建设成绩，向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当时想，解决这三个问题的目的，是让部队正确认识国家暂时困难，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鼓舞大家情绪，保证施工任务的完成。中午吃午饭时，我向政委韩万金汇报了这些想法和见到新战士雷锋的情况。听了政委的谈话后，我深深感到韩政委对雷锋的了解比我多，韩政委说：“我同意你考虑的几个问题，应该组织一下形势任务教育。忆苦思甜可先分散在各连队搞些小型的活动，团集中搞有困难。如果各连队有请雷锋作报告的也可以进行安排。你们政治处对雷锋要作为典型多进行一些工作，很好加以培养，要有专人负责，咱们常委就由你负责任，宣传部门可以做些具体工作。” 实际上宣传股早就把雷锋当成典型来抓了。吴广信、庞士元两位同志经常到运输连同雷锋一起研究学习毛著。他们对典型工作做得很细，同运输连以及雷锋个人建立了经常联系，并有深厚的友谊。 雷锋忆苦催人奋进 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和部队分散施工的实际情况，全团集中开会困难，全团的“忆苦思甜”大会拖到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９日才召开。这个时间正是部队准备进入工地前夕。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一次进一步动员大家坚定信心渡过困难时期，继续开展增产节约，发动部队搞好工程任务的政治动员。会场是在抚顺市望花区北河岸的杨树林里。这次全团“忆苦思甜”大会虽然是以“露天地”当会场，但却开得很隆重，会场严肃，团长吴海山，政委韩万金等团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大会。这次新旧社会对比教育，主要由雷锋作典型发言。 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压迫和反压迫、剥削和反剥削、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苦难史。雷锋同志的苦难家史只是旧社会贫穷人们受压迫和剥削的一个缩影。雷锋在大会上谈旧社会的苦，使大家很受教育。他泣不成声地说：“我的祖父雷新庭一辈子租佃地主土地为生，这种佃户生活一年到头吃不饱，还欠下地主的地租。我三岁时，这年过旧历年地主来逼债，我的爷爷被逼死在年关；父亲雷明亮被日本侵略者抓去当挑夫，由于反抗欺压遭日本鬼子毒打，回到家无钱治疗，不久活活地疼死了。哥哥雷正德１２岁当童子工，因为超体力的劳动被机器轧断了胳膊，回到家没钱医治而死去了。小弟弟饿死在母亲的怀里。母亲给地主当用人被奸污，刚强的母亲悬梁而死去了……” 听着雷锋诉说的苦难家史，会场上全体官兵也都泣不成声。我说什么也抑制不住自己，哭的声音非常大。因为当时我联想起我有三个弟弟也是在旧社会饿死的，所以就放声大哭起来。真是天下劳苦大众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雷锋同志讲他的手上有被地主婆砍的三刀时，我当场情不自禁地看了看自己手上被富农砍了三刀的伤痕。因此我想不仅雷锋有一本苦难家史，而且所有劳苦大众都有一本苦难家史。雷锋的苦难家史是众多苦难家庭的代表，是千百万劳苦大众被三座大山压迫剥削的一个缩影。 阶级教育是团结同志打击敌人的有利武器，我们团这次“忆苦思甜”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期间会场肃静，没有一个乱动的，大多数人都掉着眼泪，集中精力倾听雷锋的忆苦报告。大会之后，部队分头进行讨论。战士们群情激昂，各连队分头制定了措施，每个人提出保证，部队迅速掀起了一个增产节约、大学毛主席著作、以战斗姿态积极投人施工的新高潮。这次大会全体官兵对国家暂时困难的认识有所提高，度过灾荒的信心也增强了。而雷锋更加克勤克俭，精打细算地投入到增产节约运动中。他把食堂掉的饭粒捡起来送到本连队养猪的猪食缸里。汽车拉水泥撒在车上的散水泥他一点一点扫起来，积累了一千多斤。雷锋同志的“节约箱”发挥了作用，把破钢废铁边角废料，螺丝钉、牙膏皮、破布头等等都回收起来。这些废品有的在修车时被利用上了，真是变废为宝，为公家节省了不少开支。 雷锋的“节约箱”和他的节约活动，团领导把他作为先进典型进行了推广，有的连队业余时间来参观学习。雷锋度灾荒的决心和实际行动对我们部队渡过困难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部队思想情绪安定了，工地上形成了一种比、学、赶、帮、超的施工新局面。这次“忆苦思甜”教育，使大家进一步深刻认识到：中国人民的苦难历史、中国的经济落后是旧中国三大敌人压迫、剥削和社会制度不合理造成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符合我国的国情，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在两年多的接触中，雷锋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他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忆苦典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是一个先进工作者，是一个生产节约的标兵，是青少年学生的好辅导员，是团结同志助人为乐的模范。雷锋事迹不只在我们团推广，而且经常外出到兄弟部队和国家机关、学校、工厂介绍经验。沈阳、大连、海城、辽阳、丹东、本溪、长春、吉林、通化等地都有他的足迹，都留下了他控诉旧社会那悲凄而有力的声音。雷锋这些闪闪发光的先进事迹对我本人和部队都有很大的教育，成了部队一种无形的动力，对部队的思想建设、任务的完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对度灾荒打下了思想基础。在这一件件活生生的事实面前，我首先检查了自己的一个错误观念，即在党委和政委韩万金同志叫我抓这个典型时，一开始，我只认为这是党委正常分工，思想上认为政治处主任或副政委就是在党委领导下和政委直接领导下，做具体政治工作的嘛，缺乏主动精神。经过雷锋的“忆苦思甜”教育和雷锋事迹的推广，我深感责任的重大，因而和雷锋的关系更加密切了，由组织分工变成了自觉的行动。如果时间长了，见不到雷锋心里就感到缺点什么似的，总伯雷锋出什么问题自己负不起责任。尽管每次接触都感到雷锋谦虚、谨慎、态度和蔼，对同志温暖、思想境界高，总感到他的优点多，找不出什么缺点，因此对他也就表扬多，可是还感到自己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不如雷锋本人做得好。但雷锋自己却不这样认为，总感到自己做的还很不够。另外雷锋还有一个特点，他背后从不议论别人的缺点。有一次我去营区，看到他，就问：“雷锋，最近怎样？”雷锋同志说： “首长，我的工作、学习都不太好，请首长批评。”我说：“你说的具体点，哪方面不够？”雷锋说：“我还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实际上党支部已经把他作为党员发展对象啦。经过了解，当时雷锋有两个活思想，一个是一心一意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另一个是想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过去他就说过，夜间睡觉曾梦见了毛主席。雷锋经过组织上的不断培养教育和他本人的积极努力，经团政治处审查和高士祥等同志介绍，终于在１９６０年 １１月８日实现了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愿望。 （下续）

和雷锋相识 我与雷锋的相识不是历史巧合，完全是革命的需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使我们走到了一起。雷锋参军后于 １９６０年 ４月到抚顺，我也在同一个时间由吉林市驻军调到煤都抚顺；雷锋在工程兵工程第十团运输连当战士，我来这个团当政治处主任；雷锋是在当年11月被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底我被提升为团的副政委。就这样，我们在一个团队生活了两年半。我绝没有攀雷锋的意思，但事情又确实使我感到非常巧合。这就是：雷锋手上被地主婆砍了三刀，而我手上至今还留有富农儿子割的三刀痕迹；雷锋要过饭，我也乞讨过。这种相同点使我和雷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职务上我们是上下级关系，实际上我们是同志、是战友、是亲如手足的兄弟。 １９６０年３月，我接沈阳军区工程兵的调动命令，政治部主任裘永芳同志在与我谈话中说：“调你到工程兵十团工作，是经过领导认真研究决定的，希望你不要辜负领导对你的期望。这个团今年在抚顺钢厂施工，建设特种钢材车间，任务重，时间紧。”我从工程兵政治部回到吉林市７０８３部队，很快就交接了工作。军人有令即行，无条件服从命令，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也是军队中一条严格的纪律。可是间题并不是那么顺利，回家一看只有老母和长子在家，爱人到山西大同领孩子去了，怎么办？等家属回来，时间太久了，要执行命令按时报到。遂于１９６０年４月８日，从工程兵舟桥部队到抚顺市驻军工程兵工程十团报到了。开始担任政治处主任，到１１月份任副政委，在党委和政治委员领导下做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职务决定了我的职责，因此我从 １９６０年 ４月初到雷锋同志牺牲，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团单位，加之雷锋又是一个突出典型，所以接触的就多一些。 作为一个政治工作人员，刚到这个单位的首要任务自然是摸清部队的思想状况。在收集思想情况时，发现干部、战士的思想普遍存在对国家暂时困难认识不清，个别人对国家、对政府有一种不满情绪，特别是施工劳动强度大，有时还吃代食品，部队中时有发牢骚说怪话现象发生。当然也有许多积极因素，宣传股长吴广信、干事庞士元几乎同时对我说：“运输连新兵雷锋同志苦大仇深，在新兵营时他就谈到了家庭的苦难史，他祖孙三代都被地主、资本家、国民党、日本鬼子逼迫而死，六岁成了孤儿。这个新兵对困难有很高的认识，态度也端正……” １９６０年是国家最困难时期，如何度过这个非常时期，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不仅要考虑到，还要想办法去解决，这才是对克服困难应有的态度。大家都说，运输连新兵雷锋有度荒年的信心，所以我要到运输连去了解一下。到运输连见到高士祥指导员。这位高指导员刚从高级工程兵学校政治系毕业分配到运输连不久，工作积极热情。我跟他说明来意后，高指导员连珠炮似的介绍了雷锋的情况。他说：“雷锋不仅仅是一个忆苦典型，而且是一个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学习刻苦、生活节约的先进典型。雷锋不仅参军后积极，而且在工厂和湖南家乡时也是先进工作者和红旗手。”这时，部队作业回来了，还没有到开午饭的时间，我提出：“走，我要去认识一下雷锋。”我们走出连部来到二排。二排住房是暂设房，全排住一间大屋里，睡的是上下两层通铺。这时候离开饭的时间还有一段，士兵们有的在洗漱，有的在嬉闹，个别的在休息。惟独雷锋端正地坐在床铺上看书。高指导员进屋就指着雷锋对我说：“这就是雷锋。”并对雷锋说：“这是新来的刘主任。”雷锋站了起来，敬礼。我还没有坐下，雷锋就把《毛泽东选集》打开了，用手指着一段说：“首长，这段应当怎样领会？”我一看雷锋指的是毛主席著作中《实践论》的理性认识依赖感性认识的问题。这时高指导员有事走了。我问雷锋：“你是怎么领会的？”雷锋说：“一切理论都要经过实践，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头理论。”我说： “你学得不错，我们要共同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是毛主席的经典著作。我们都要很好地学习。”雷锋说：“请首长多指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雷锋。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头不高，白脸皮，大眼睛，挺精神，说起话来面带笑容，对毛主席著作学习抓得很紧，能利用一切时间进行学习。 从运输连回团机关的路上，我考虑了三个问题：一是要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一次形势任务教育，否则必将影响工程任务的完成。这样多的思想问题，搞不好会出现政治事故。二是对部队进行一次忆苦教育，大力开展生产节约，增强部队战胜困难的信心。这个问题可以运用雷锋这个忆苦典型带头，来把群众发动起来。三是总结十余年国家建设成绩，向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当时想，解决这三个问题的目的，是让部队正确认识国家暂时困难，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鼓舞大家情绪，保证施工任务的完成。中午吃午饭时，我向政委韩万金汇报了这些想法和见到新战士雷锋的情况。听了政委的谈话后，我深深感到韩政委对雷锋的了解比我多，韩政委说：“我同意你考虑的几个问题，应该组织一下形势任务教育。忆苦思甜可先分散在各连队搞些小型的活动，团集中搞有困难。如果各连队有请雷锋作报告的也可以进行安排。你们政治处对雷锋要作为典型多进行一些工作，很好加以培养，要有专人负责，咱们常委就由你负责任，宣传部门可以做些具体工作。” 实际上宣传股早就把雷锋当成典型来抓了。吴广信、庞士元两位同志经常到运输连同雷锋一起研究学习毛著。他们对典型工作做得很细，同运输连以及雷锋个人建立了经常联系，并有深厚的友谊。 雷锋忆苦催人奋进 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和部队分散施工的实际情况，全团集中开会困难，全团的“忆苦思甜”大会拖到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９日才召开。这个时间正是部队准备进入工地前夕。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一次进一步动员大家坚定信心渡过困难时期，继续开展增产节约，发动部队搞好工程任务的政治动员。会场是在抚顺市望花区北河岸的杨树林里。这次全团“忆苦思甜”大会虽然是以“露天地”当会场，但却开得很隆重，会场严肃，团长吴海山，政委韩万金等团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大会。这次新旧社会对比教育，主要由雷锋作典型发言。 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压迫和反压迫、剥削和反剥削、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苦难史。雷锋同志的苦难家史只是旧社会贫穷人们受压迫和剥削的一个缩影。雷锋在大会上谈旧社会的苦，使大家很受教育。他泣不成声地说：“我的祖父雷新庭一辈子租佃地主土地为生，这种佃户生活一年到头吃不饱，还欠下地主的地租。我三岁时，这年过旧历年地主来逼债，我的爷爷被逼死在年关；父亲雷明亮被日本侵略者抓去当挑夫，由于反抗欺压遭日本鬼子毒打，回到家无钱治疗，不久活活地疼死了。哥哥雷正德１２岁当童子工，因为超体力的劳动被机器轧断了胳膊，回到家没钱医治而死去了。小弟弟饿死在母亲的怀里。母亲给地主当用人被奸污，刚强的母亲悬梁而死去了……” 听着雷锋诉说的苦难家史，会场上全体官兵也都泣不成声。我说什么也抑制不住自己，哭的声音非常大。因为当时我联想起我有三个弟弟也是在旧社会饿死的，所以就放声大哭起来。真是天下劳苦大众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雷锋同志讲他的手上有被地主婆砍的三刀时，我当场情不自禁地看了看自己手上被富农砍了三刀的伤痕。因此我想不仅雷锋有一本苦难家史，而且所有劳苦大众都有一本苦难家史。雷锋的苦难家史是众多苦难家庭的代表，是千百万劳苦大众被三座大山压迫剥削的一个缩影。 阶级教育是团结同志打击敌人的有利武器，我们团这次“忆苦思甜”大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期间会场肃静，没有一个乱动的，大多数人都掉着眼泪，集中精力倾听雷锋的忆苦报告。大会之后，部队分头进行讨论。战士们群情激昂，各连队分头制定了措施，每个人提出保证，部队迅速掀起了一个增产节约、大学毛主席著作、以战斗姿态积极投人施工的新高潮。这次大会全体官兵对国家暂时困难的认识有所提高，度过灾荒的信心也增强了。而雷锋更加克勤克俭，精打细算地投入到增产节约运动中。他把食堂掉的饭粒捡起来送到本连队养猪的猪食缸里。汽车拉水泥撒在车上的散水泥他一点一点扫起来，积累了一千多斤。雷锋同志的“节约箱”发挥了作用，把破钢废铁边角废料，螺丝钉、牙膏皮、破布头等等都回收起来。这些废品有的在修车时被利用上了，真是变废为宝，为公家节省了不少开支。 雷锋的“节约箱”和他的节约活动，团领导把他作为先进典型进行了推广，有的连队业余时间来参观学习。雷锋度灾荒的决心和实际行动对我们部队渡过困难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部队思想情绪安定了，工地上形成了一种比、学、赶、帮、超的施工新局面。这次“忆苦思甜”教育，使大家进一步深刻认识到：中国人民的苦难历史、中国的经济落后是旧中国三大敌人压迫、剥削和社会制度不合理造成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符合我国的国情，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在两年多的接触中，雷锋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他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忆苦典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是一个先进工作者，是一个生产节约的标兵，是青少年学生的好辅导员，是团结同志助人为乐的模范。雷锋事迹不只在我们团推广，而且经常外出到兄弟部队和国家机关、学校、工厂介绍经验。沈阳、大连、海城、辽阳、丹东、本溪、长春、吉林、通化等地都有他的足迹，都留下了他控诉旧社会那悲凄而有力的声音。雷锋这些闪闪发光的先进事迹对我本人和部队都有很大的教育，成了部队一种无形的动力，对部队的思想建设、任务的完成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对度灾荒打下了思想基础。在这一件件活生生的事实面前，我首先检查了自己的一个错误观念，即在党委和政委韩万金同志叫我抓这个典型时，一开始，我只认为这是党委正常分工，思想上认为政治处主任或副政委就是在党委领导下和政委直接领导下，做具体政治工作的嘛，缺乏主动精神。经过雷锋的“忆苦思甜”教育和雷锋事迹的推广，我深感责任的重大，因而和雷锋的关系更加密切了，由组织分工变成了自觉的行动。如果时间长了，见不到雷锋心里就感到缺点什么似的，总伯雷锋出什么问题自己负不起责任。尽管每次接触都感到雷锋谦虚、谨慎、态度和蔼，对同志温暖、思想境界高，总感到他的优点多，找不出什么缺点，因此对他也就表扬多，可是还感到自己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不如雷锋本人做得好。但雷锋自己却不这样认为，总感到自己做的还很不够。另外雷锋还有一个特点，他背后从不议论别人的缺点。有一次我去营区，看到他，就问：“雷锋，最近怎样？”雷锋同志说： “首长，我的工作、学习都不太好，请首长批评。”我说：“你说的具体点，哪方面不够？”雷锋说：“我还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实际上党支部已经把他作为党员发展对象啦。经过了解，当时雷锋有两个活思想，一个是一心一意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另一个是想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过去他就说过，夜间睡觉曾梦见了毛主席。雷锋经过组织上的不断培养教育和他本人的积极努力，经团政治处审查和高士祥等同志介绍，终于在１９６０年 １１月８日实现了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愿望。 （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