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长期负责财政经济工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初成立中财委时，我就在原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工作，和陈云同志见面较多。他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实事求是、细致缜密和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在财经工作中卓著的贡献以及对我们的殷切教诲，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一、平易近人的长者之风和集思广益的民主作风 1949年初，随着全国胜利的来临，我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上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在西柏坡亲自点将，让陈云同志组建中财委，担任中财委主任，负责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7月份，中财委就在北京东城区清朝九爷府挂牌办公了，我认识陈云同志就从这里开始。那时我还是个一般干部，在原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担任预算科长。戎子和同志为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经常带我去九爷府谈预算上的一些事。第一次是在院子里碰到陈云同志，他走过来亲切地问戎子和同志：“这个小鬼是谁啊？”戎子和同志马上介绍我是做预算的。“这么年轻啊！这个工作很重要啊。”陈云同志半开玩笑地对我说。随后又问我什么地方人？以前做过预算没有？并嘱咐我要好好工作。九爷府虽然高大肃穆，但陈云同志平易近人的长者之风使我感到春意浓浓，温暖可亲。 从此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与陈云同志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也正因如此，我对他的风范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陈云同志不仅仅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不唱高调子，而且非常注意充分听取大家意见，是党内民主作风的典范。建国初期，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时，采取的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他制定中财委的工作方针是八个字，即“依靠各部，相信大区”。要求充分发挥各部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尊重各大区财委的意见，即使解决全国性的问题，也同样如此。还规定每旬、每半月或一月，向各部门和军队负责同志通报全国重要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让各地方、各部门和军队负责同志了解全局的情况，以便交换意见。同时，采取集体办公会议制度。每星期的二、五上午召开中财委会议，请中财委的负责同志和财经各部部长或副部长参加，讨论一些属于全国性的重大财经问题及各部提出的需要中财委解决和协调的重要问题。会议由他主持，他请与会同志都发言，各种意见，包括不同的看法或不成熟的意见，都可以讲，民主气氛非常浓厚。在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取得统一认识后，再集中起来形成决议。意见不一致时，他从不匆忙作决定，而是放在以后的会议上继续讨论。除此，他亲自审批的答复各部、各地方请示报告的电文，都要问明来龙去脉，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各部或大区财委负责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由于他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所以作出的决定和发出的指示都很切合实际，解决问题既高效又稳妥，深受大家的尊重和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特别是在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上，陈云同志更加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往往是他本来已经想好了，事前已胸有成竹，但为了避免发生主观臆断和失误，还要引导别人提反对意见，再不断丰富充实，修改完善。他常说：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对于一件事，我有了一个意见之后，可以先放一放，再考虑考虑，听听有没有不同意见。如果有不同意见，就要认真听取，展开讨论，吸收正确的。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记得解放初期，为了稳定物价，陈云同志领导的中财委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一条就是增加税收。上海有位工商界代表来北京参加会议，对税收政策提出了尖刻的批评，认为税收“重、重（重复之意）、追、苛、细、扰”。陈云同志听后毫不生气，立即做了认真的研究，他幽默地向大家说，现在有人称“万岁”为“一万种税”。他指示各部门注意检查，于1950年夏天很快在税收政策方面做了调整和修改。50年代初，他提出要统一财政，这对全国财政经济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但由于人们长期习惯于根据地的分散管理，骤然实行统一很不适应，不少人对统一财经工作存在着模糊认识，甚至提出反对意见。为此，陈云同志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向大家作了解释宣传。为了听取不同意见和有益的建议，陈云同志还指示戎子和同志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会议是在原公安街老财政部北院召开的，当时我作记录，整理纪要。1950年2月召开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陈云在会议上又一次谈到统一财经工作的重要性。在充分统一认识的基础上，陈云主持的中财委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议》，3月由政务院第22次会议通过。回想这些事，感到陈云同志的民主作风非一般的人所能比。 陈云同志身居要职，但从不盛气凌人，发号施令，而是许多事都亲自过问，亲自去做。在中财委时，每月向各部门所发的通报，都是他亲自写的或亲自审定的。有关财经方面的重要报告、重大决议他都亲自起草。为了配合中心工作，他还亲自给《人民日报》写社论。记得1951年，政务院发出了关于购棉和储棉的指示，为了加强宣传，他布置工作人员写一篇社论，但看后不满意，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亲自赶写这篇社论，在政务院发出指示的同日登在《人民日报》第一版。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从我与陈云同志第一次见面和以后多次往来及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上，我对陈云同志长者风范的体会和认识一步步加深。这些事虽然不大，但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做不到的，也是一个无高度修养的人做不到的。正因如此，他在我的心目中由亲切升华为崇敬。 二、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 陈云同志83岁高龄时，有一天我去看望他，但访而未遇，因此请秘书代为问候，希望他老人家对财税工作作些指示，或者写一个条幅，以资鼓励。后来陈云同志给我们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条幅。这十几个字写在宣纸上，显得格外醒目、饱满、苍劲、有力，其含义深刻，意味深长。每当看到这幅字，我就想起了许多陈云同志细致缜密、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事情。 “实事求是”，最早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报告中提出来的，而陈云同志也早在延安时就坚持按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办事，在实践中身体力行，集中体现在他生前多次强调过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九个字上面。“不唯上”，不是说上级的指示不听从，不执行，而是说接到上级指示后要认真研究，考虑怎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不要机械照搬。“不唯书”，不是说不读书，而是说读书时要认真领会精神实质，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只唯实”，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是可信的。陈云同志的这种提炼，不仅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发展，而且给我们提出了做到实事求是的具体原则。 如何了解事实？陈云同志的做法就是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去了解事实。他有一句名言大家都知道，就是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制定政策。1949年5月，他从东北调回中央负责中财委工作后，7月份就开始了解全国的财政经济基本情况，带领财政部门的一部分负责干部去上海调查。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提出了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和摆脱困境的基本设想及需要采取的主要措施。平时在北京的时候，尽管工作繁忙，时间紧张，但他还是每月挤出一些时间去王府井、前门、东单、天桥等市场作调查，了解日用百货、蔬菜、肉食等供应情况和物价变化势态。有一天，他下班没回家，让司机拉他到大栅栏去看市场、察行情去了，家里人不知他的去向，四处打电话询问，结果虚惊了一场。1951～1961年，陈云同志为了发展农业，解决缺粮问题，四次亲自下农村做调查研究。第一次是1955年1月中旬，去了解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情况。这次他直赴江苏青浦县小蒸乡，住在老战友陆铨家中。专门看了米店、粮仓，找农民、商人、教师、居民、干部座谈，征求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意见。有称赞的，也有反对的，有的只称赞统销不称赞统购，各种意见都有，陈云同志让随便讲，有什么就说什么。然后，他向大家耐心地解释了国家为什么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取得了大家的赞同。但通过调查，陈云同志了解到了征“过头粮”的问题，回到北京后立即向中央提出粮食统购统销中的“三定”政策，即定产、定购、定销，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赞成和拥护。第二次是1955年5月至7月，调查范围从北边的黑龙江到南边的广东，从西边的陕西到东边的上海，重点在江苏、浙江两省，集中点首先还是青浦小蒸乡。在这里，他与农民探讨亩产如何能翻一番，有无可能？需要多长时间？需要什么条件？经过调查，认为十年内粮食亩产翻一番在苏南地区是可以的。别的地区怎么样，他又先后去了山西、安徽、湖南、吉林等地，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提出南方和北方增产的办法和条件。指出农业要发展，除靠政策、科技、投资外，还要靠水利、化肥和机械。第三次是1957年3月，还是到了青浦县，主要调查血吸虫病的危害及治疗情况，以保护农业劳动力。第四次是1961年6至7月，又去青浦县小蒸乡。主要调查“大跃进”后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并邀请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院长顾复生等3人同往。他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历时半个月，两个半天听报告，开了10次专题座谈会。陈云同志四到青浦调查，共研究了10个问题，写了3个专题报告。经过他的调查，了解到了事实的真相，对中央制定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要想知道“实事”就必须走调查研究之路，作认真反复的调查，不走马观花。 如何“求是”？陈云同志又提出了六个字，即“交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也是在延安就提出的，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九个字相互联系。陈云同志对这六个字有过解释：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论持久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既反对速胜论，又反对亡国论，正确的结论是持久战；二是前后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讲统一战线，就比较了陈独秀和王明，他们或者是只团结不斗争，或者是只斗争不团结，正确的结论是既团结又斗争”。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我们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1）。这一点，对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陈云同志主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为了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陈云同志在三年恢复时期就开始反复考虑了，首先了解全面的情况，特别是对一些重要部门他先亲自去摸底，对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从头到尾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比较。从1951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共编制了五次，除第四次是由国家计委编制以外，其余一、二、三、五次都由陈云同志亲自主持编制。计划编好后，他迟迟不往外拿，还要交换、比较、反复，听取多方意见。1954年编制的计划由陈云同志向中央汇报后，他还不主张过早出台，而是一边执行，一边观察，一边调整，一直到1955年7月才提请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并公布。如果说四下青浦是陈云同志把握“实事”的一段佳话，那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则是他“求是”的典型事例，同样感人肺腑。 在我印象中，陈云同志在重大问题上从不当场拍板，总要经过调查研究，尊重“实事”，深思熟虑，反复“求是”再作出决定。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工作作风，而且几十年如一日。他确实称得起“实事求是”的模范。 三、主管财经贡献卓越 我从建国初期就从事财政工作，一直到离休，可说是财政部门的老同志。回顾这四十余年来，财政工作有起有落，遇到过不少闲难。在每次困难面前，陈云同志都能够高瞻远瞩，带领我们走出困境，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着财经困难的严峻考验。原来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大地千疮百孔，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1949年，粮食产量比1936年降低22.1%，棉花降低48%，重工业生产约降低700%，轻工业生产约降低30%，原煤产量降低47.6%，钢产量降低62.6%；交通运输能力的破坏更加严重，铁路被毁，公路不通，空运几乎是零，全国运输货物的周转量只是战前最高水平的42.7%。内外贸易滞塞，投机资本盛行，物资匮乏，物价飞涨，通货持续膨胀。人民的生活处于苦不堪言的地步，破产逃亡者与日俱增（2）。旧的困难还没解决，解放战争胜利后又出现了新问题。一是财政收入增长缓慢，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折合小米只有303亿斤；而财政支出急剧增加，军费开支数额很大，还有900万军政公教人员要财政负担，再加上救济支出、必要的经济恢复支出等，全年支出比当年财政收入高出将近一倍。二是财政体制不统一，财政分散管理的局面基本没有得到改变，不利于中央统一调度。三是财政赤字过大，发行钞票过多，如1949年7—11月，货币发行16000亿元（旧币）。四是投机资本破坏作用极大，集中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兴风作浪，牟取暴利（3）。新旧困难，接踵而至，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陈云同志担任中财委主任后，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短时间的努力，组建起统管全国财经工作的中央财经委员会机构，由原来的六十多人扩大到三百多人，建立了八个局、处级机构，原华北财政部、企业部、工商部、交通部、农业部、水利委员会、人民银行总行、军委铁道部、电信总局都划归中财委领导。机构健全后，马上统一财政体制，解决财政分散问题。首先统一全国财政支出管理，规定除地方附加粮外，财政收入（主要是公粮和城市税收）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统一调度使用，各省、市、县、区人民政府非依粮食局支付命令不得支取，财政部负责制定关于公粮入库、支付、保管和运输各项规定。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公粮征收额（包括地方附加额）和税收的税则、税目、税率统由财政部报请政务院决定施行，不经批准，各地人民政府不得增减和变动。财政支出根据陈云同志的要求，采取先前方、后后方，先军队、后地方的原则。其次是统一全国物资管理，把分散的物资从分散变为集中，用于国家的急需方面。再次，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规定国家银行设立分支机构，代理国库，外汇牌价和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私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对私人放贷，不得存入私人钱庄。货币流通采用支票转账，经人民银行汇拨。那次财经工作的统一，范围广，程度高。正是在集中财力物力的基础上，通过著名的“1949年市场较量”，用经济手段打击了投机活动，稳定了金融、物价，解决了上海等地的缺粮问题，保证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同时还保证了重点项目的建设，顺利渡过难关，恢复了国民经济。资本家预言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仗上要打零分，事实则完全相反，而是初战告捷。毛泽东评价统一财经管理，稳定金融物价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赞称陈云同志“能”，连资本家都为之折服惊叹。 统一财政，虽然使人民政府站稳了脚根，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但到50年代初期，社会经济却出现了“后仰”现象。即货币流速降低，商品销售减少，银行存款增加，城市商品滞销，工厂停工，商店歇业，失业人口增加。至1950年5月份，全国新旧失业人口达到110万人（4）。如何扭转这种局面？陈云同志分析，造成社会经济“后仰”是因为统一财政金融时“刹车”过急。其原因，一是通货和物价的稳定暴露了原来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人们不再囤积货物，使市场上物资一时供过于求，造成工商业发生困难。二是原来生产的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的若干工业产品不再适应消费者的需要，引起工厂倒闭，部分工人失业。三是私营企业经营方法不合理，成本高，利润少，甚至亏本，迫使许多工商业生产缩小，乃至停工歇店。四是经济中盲目性严重，同一行业中盲目竞争，地方之间供求不协调。五是因长期战争，人民消费水平降低。据此，陈云同志力主调整，即工业、商业和税收三方面都必须进行调整，关键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他指出：必须重新调整，才有出路。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陈云同志的关于调整的政策和措施。毛泽东在会上也指出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其中第二条就是对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陈云同志提出的调整工商业的措施有两个方面：工业方面，对私营工厂实行加工订货的办法，保证私营工厂生产和销售。同时政府收购部分农副产品，给目前还难出口但有可能争取出口的工业品以便利条件，借以扩大工业品在国内外的市场。这两项对处理好公私关系起了重要作用，陈云同志称之为克服工商业困难的两路“救兵”。同时还联合公私力量，组织工商资金周转；号召私营企业改善经营方法，改善劳资关系；有步骤地把国营企业以外的各机关、部队、团体分散经营的生产事业统一起来，并加以调整，使之与私人企业、手工业和农民副业协调发展。工业方面的调整措施共有七条，商业方面有五条。调整税收方面，农业税调整有4条措施，工商税调整有七条措施。税收的调整主要是“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如只向主要农产品征税，凡有碍发展农业、农副业和牲畜的杂税概不征收。减轻农业税，按规定的标准征收，不许提高也不许降低。农民耕作超过通常产量部分不加税，农民小数量的交易不征税。工商税征收不超过应征税率，减少税目二百余种，简化合并的税目有二百余种，共减去五百余种。减轻盐税，以利广大消费者。与此同时，财政管理体制也进行了调整。以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为方针，将全国财政划分为中央、大区和省三级财政，并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而且还健全了财政管理制度，加强了财政纪律等。经过调整，不仅解决了社会经济“后仰”问题，支持了农村土地改革。而且工农业生产、国内工商业和对外贸易都得到全面、健康地发展。财政收支平衡，还略有结余，使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胜利完成。陈云同志总结1950年财经工作时指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统一财经之后，物价稳定了，但东西卖不出去。后来就调整工商业，才使工商业好转。六月以前是统一，六月以后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5）。”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三年恢复的卓有成效，使冒进情绪开始滋长。到1956年，提出农业发展远景的最高目标，即农业生产到1967年粮食产量要达到1万亿斤，棉花产量1万万担。为了配合这一目标，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财政预算列了147亿元，比上年增加60亿元，增长69%（6）。这种急躁冒进势头的蔓延，引起周恩来和陈云同志的关注，提出反对冒进，修改1956年初国民经济计划，减少基本建设投资的建议。针对冒进，陈云同志于1957年1月18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资的“三大平衡”思想。讲到：“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质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是平衡的（7）。”并强调：“如果我们的财政收支不平衡，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不能大体平衡，物价就会乱涨，市场就会混乱，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都会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陈云同志在这时提出保持平衡，目的是要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但综合平衡的主张当时却被视为“右倾保守”，搁置不用，结果出现了三年“大跃进”，国家财政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正如陈云同志所预料的那样，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表现为积累率过高，与消费比例失调；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轻重比例失调；财政、信贷收支不平衡，市场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比例失调。国家财政也遭到严重挫折，如过多地下放企业管理权限，不适当地扩大地方对基本建设投资的管理权限，不适当地推行“两放、三统、一包”，不切实际地试行利税合一等等。特别是1960年，不仅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加之天灾，粮食极度缺乏，工业生产下降，人民缺吃少穿。失败引起了人们的觉醒，1960年冬季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调整过程中，陈云同志的“三大平衡”思想受到了重视。1961～1962年，由陈云同志主持，出台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在1962年的西楼会议上，陈云同志对综合平衡又进行了详细论述，指出：“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强调：“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认为“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8）”。陈云同志不注重按长线搞平衡，因为长线实际上不能平衡，造成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主张“按短线搞综合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9）”。陈云同志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综合平衡。从综合平衡原则出发，陈云同志分析了财政经济的困难和存在的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点意见，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所以，1962年规定完成十项任务，即争取农业增产、合理安排轻重工业生产、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城镇人口、清仓核资、改善市场供应、保证对外贸易任务、提高文化教育、节约增收、作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财政上是适当增加农业投资，促进农业恢复和发展；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工业投资结构；增收节支，消灭赤字，回笼货币，稳定市场；改进财政管理体制，加强集中统一等。经过一系列的综合平衡，国家财政经济得到了根本好转。工业结构有所改善，轻重工业的产值比例从1960年的33.4∶66.6提高到1965年的51.6∶48.4；农业结构及工农业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因此1965年粮食总产量达3891亿斤，比1960年增产1021亿斤。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较前合理，积累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例从1959年的43.8%下降到1967年的19.2%。在财政方面，收入至1965年达473.32亿元，比1957年增长52.5%；支出466.33亿元，比1957年增长53.3%，结余7亿元，扭转了连续四年出现大量赤字的被动局面。货币回笼，物价稳定，1961年货币流通量占社会商品销售额的比例为5.5%，1963年为7.3%。同时，市场货币流通量和商业部门库存的比例1961年为1∶2.97，1963年为1∶4.34，全国集市贸易价格比上年下降了35%。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开始得到回升，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65年每人为125元，比1957年增加了23元。1963年，国家还决定拿出11亿元给部分职工增加工资（10）。“大跃进”的创伤得到恢复，国民经济在陈云同志综合平衡思想指导下又渡过一次难关。 直至七八十年代，陈云同志对我国财政经济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贡献。70年代末，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带来的问题，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陈云同志的主持下，又迅速克服了严重的困难，使经济重新活跃起来。八九十年代又出现了发展速度过快、建设规模过大、经济严重失调的问题，陈云同志对中央不断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软着陆”建议，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回顾我国财政经济的曲折发展，可以看出陈云同志的卓著贡献。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谦虚谨慎，任劳任怨，默默奉献，死而后已。他一再声明，他在中财委主持工作期间，几乎所有的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都是集体作出的，如果觉得那一段工作还有成功之处，绝不能把功劳记在他一个人的账上。他是多么伟大、高尚的共产党人！ 四、殷切教诲语重心长 陈云同志主管财经工作数十年中，不但对我国财政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而且留下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这些既是党和国家的珍贵财富，同时也是对我们的殷切教诲。 陈云同志一贯强调要讲政治、讲大局、讲党性。在他领导财经工作期间，一再强调要提高财经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素质，做好本职工作的大前提是必须心中有全局，不要陷于局部观点和本位主义之中。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大范围来看，如果发现自己的做法与全国的任务不相符，应该立刻觉悟，立刻纠正。要坚持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树立整体思想。他反对埋头业务不问政治的做法，指出“在经济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十分重要”。1956年，他提出财经干部必须坚持三大观点，即政治、生产、群众观点。认为政治、生产、群众三者之间，政治是第一位的，如果不关心政治，工作的盲目性即无法改变，而且容易走偏方向。同时要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力争尽早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走强国富民之路。他认为，办什么事都要注意走群众路线。疑难不决的事情，要请教群众，没有这一条就不能算马克思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要求：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在一起，保卫社会主义的胜利成果。 陈云同志非常重视经济发展战略和尊重经济发展规律。他领导财经工作，既重视经济发展战略，从宏观角度出发，又强调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尊重实践经验。在经济发展方面，他既反对超越实际可能的左倾冒进主张，又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充满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他提出做经济工作要讲综合平衡，平衡就是马克思指出的“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法则。陈云同志认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要按比例，“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是合比例的（11）”。1970年末在谈到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时指出：“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12）”。80年代谈提高经济效益问题时，他指出，“最快的速度就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13）”。可见，不论什么时候，陈云同志都注重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发展经济的关键，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法宝。他针对我们经常出现的毛病，强调“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财力物力的安排，要保证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安排建设”，这就是“先吃饭，后建设”的原则，“好事要做，又要量力”。同时进一步指出，“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保持年度间的连续平衡（14）。从经济发展战略出发，陈云同志重视农业的基础作用，指出民以食为天，各级领导要狠抓不放，当作一件大事抓。提醒同志们“无农不稳”、“无粮则乱（15）”，事关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切切不可忽视。 陈云同志非常重视财政工作。主张积极发展经济，抓紧增收节支，保持预算收支平衡。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指出：“财政情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预算是体现国家政策的，不是单纯收支计算与管理问题”。党要管预算，国家预算应集中在中央，地方预算应由省、市主持，这样党可以更好地掌握财政方面的政策。同时，他还强调：“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要注意节省开支，但更重要注意增加收入。节流很重要，开源更重要，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16）”。陈云同志强调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实行财政分级管理，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但集中与分散要有合理的“度”。他曾提过：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以25%左右为宜，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70%左右为宜，中央掌握了大头，可以办大事，并帮助地方。他不同意财力物力过度分散，曾说过“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17）。”关于税收，陈云同志也非常重视。他指出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税收最要紧、神圣不可侵犯，财政部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了”。建国初期，陈云强调“一个县宁可暂缺一个组织部长，也要配备一个税务局长”。但“收税一定要按税率办事，税额要符合税率，严格执法”，“保证既能完成任务，又不致于使农民感觉很困难”。对于预算，陈云同志指出“要留有余地，留有后备，不能使预算破裂。在财政上也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冒进，即将财政收入全部分出去，导致中途预算破裂；一种是保守，即有钱不用，妨碍建设。为了在财政上避免这两种错误，必须一方面保有一定数目的预备费，另一方面又准备在年度计划中增加可能增加的投资”。为了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陈云同志认为外债可以借，但要尽量少借。借外债要用得好，还得起，要头脑清醒（18）。在支出管理方面，他认为“国家的财力物力一定要用得恰当，所谓恰当，就是迟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后用、缓用急用的问题。解决得好，这就需要有全面观点”。80年代初，针对有些人报喜不报忧，并对财政部反映问题有意见时，陈云同志说：“现在要为财政金融系统恢复一点名誉。”并指出：“财政、金融、商业部门消息灵通，反映灵敏，”“在这些部门中可以看出大局”。（19） 陈云同志反复强调“提高经济效益”和“厉行节约”的原则。讲究效益是陈云同志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理论，他认为搞经济工作不仅要算大账，也要算小账，宏观的和微观的经济效益都要讲。早在50年代，他就指出不论是编制计划，还是企业布点立项，以及基本建设的投资，这些大的经济问题决策时，都要注重经济效果。要提高效益，就应从投入与产出、经营管理等方面入手，开展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管理，降低产品成本，开发产品种类，特别是注意企业产品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问题。效益与节约是紧密联系的，陈云同志从提高效益出发，强调节约，反对浪费。他说：“偶然浪费少数钱尚可请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的。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20）。”50年代就指出：“一切国营经济部门，均须提高资金的周转率，保护机器资材，建立保管制度，严惩贪污浪费人员”。 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陈云同志具有改革开放的思想，他非常关注和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他对改革开放有许多论述，如搞活经济他就十分赞同，曾兴致勃勃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政策，效果显著。现在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群众把票子拿在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以来没有见了。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21）。”记得1979年3月，陈云同志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后，就集中精力考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他提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现在要进行研究，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怎么样改。他不仅主张改革，而且主张全面改革、系统改革。他说：“系统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我国当前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其意义重大，必须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他主张对外开放，认为“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引进有利的技术是必要的”。他说：“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不过头脑要清醒（22）”。他还支持创办特区，指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23）。”陈云同志不仅是老一辈主张和坚持改革开放者之一，而且改革开放的思想和观点有许多独到之处。总之，陈云在组织领导财经工作时期的许多重要论述，无不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都是殷切的教诲。 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在这里回顾他的领导作风、工作方法、卓著贡献和丰富的思想理论，是为了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继往开来，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周围，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新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