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全国人民尊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离开我们5年了。人们在欢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时，都深切地思念着这位新中国经济战线奠基人的治国安邦的丰功伟绩，缅怀他老人家的高尚品德和革命风范。经济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曾有幸在陈云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一段时间，受到他多方面的亲切教育的人来说，思念之情更是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 陈云这个名字，我是1943年至1944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参加整风运动中知道的。当时中共中央规定的整风学习文件中，有陈云同志的一篇重要著作：《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通过学习这篇文章，使我这个入党时间不长的新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党风教育，初步懂得了“什么人有资格加入党”，懂得“共产党员不仅要积极参加抗日，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奋斗”（我要求入党时，就是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初步知道了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知道“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要“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和党的整个利益（1）”。从这时起，我就对陈云同志产生了一种非常崇敬的心情。 我见到陈云同志是建国前夕的1949年6、7月间。当时，陈云同志刚从东北局调到中央工作，担任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主任，负责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他一到北京，就急于了解全国各个解放区的财经情况，要看一些重要的带全国性的统计资料，以便于筹划统一管理全国的财经工作。当时“中财委”的秘书长薛暮桥同志要我将已有的资料抓紧整理成一份比较全面的汇报材料，并带我从香山（原中央财经部进北京后驻在香山办公）赶到城里东郊民巷陈云同志的办公室去汇报。去之前，我一方面急切地想很快见到久已崇敬的陈云同志，另一方面又有些紧张，怕整理的材料不符合要求。见到陈云同志以后，紧张的心情马上就消失了。陈云同志那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和亲切和蔼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没有一点紧张、害怕的感觉。此后不久，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陈云同志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财委”的干部都转到财经委员会，我也随之到了财经委工作。从1949年到1952年这三年多时间里，因工作关系，我与陈云同志接触很多，经常聆听他的指示，接受他直接分配的任务。1953年初，我调离财经委员会到别的单位工作，但一直没有离开财经部门，经常能听到他对财经工作的指示，时不时地也能见到陈云同志，受到他的教育很多也很深刻。 我在陈云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时期以及同他老人家多年的接触中，给我的总的感觉是：他善于抓大事，抓关键问题，而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一件成一件，件件有着落，件件有成效；他不调查研究不发言，从来不轻易讲话，但一讲就讲到点子上，令人不能不心服口服；他平易近人，生活俭朴，作风民主，多谋善断，善于乐于听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下面我讲几件亲自经历、感受很深的事情。 一 建国初期我们面临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十分严峻的。1949年与全国解放前的最高年份比较，农业总产值下降20%以上，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交通严重破坏，城乡交流阻塞，津浦、京汉、粤汉、陇海等主要铁路干线，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公路有三分之一不能使用；人民生活严重下降，可以说到了艰难竭蹶，无以卒岁的地步。更为突出的困难是，连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情况，严重地影响着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从1937午7月到1949年5月的12年中，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从法币到金圆券，共增发了1400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了8400多亿倍（以战前的法币计算），达到了天文学的数字。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几乎成了废纸，城市中到处以金条、银元、美钞、港币为交换手段，广大农村则普遍流行着以物易物。总之，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需要新生的人民政府抓紧治理，尽快地建立起新的经济秩序。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身上担子之重，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百废待举，千头万绪，重点抓什么？怎么个抓法？陈云同志经过多方面调查研究，反复深入思考，首先抓了统一管理全国财经工作和稳定物价的斗争。他说：“老百姓对我们是拥护的，对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改革，是赞成的。但老百姓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看我们，他们还透过经济看我们，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不饿死人。这些问题是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2）”。事实确实如此。解放初期不少中外人士对我们能否管好经济抱有疑问。从国外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在中国大地上的失败，说什么共产党能够打天下，不能治天下，算定我们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并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制裁，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从国内方面说，上海的资本家就不相信我们有能力管好财经工作，要在经济上同我们较量。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初这一期间，上海出现的金融风暴（倒卖银元、黄金、美钞，抵制人民币流通等）和几次物价波动、暴涨，就是这种较量的表现，只不过失败的不是人民政府，而是他们自己。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竖起大姆指，说共产党是人才济济，称赞陈云是了不起的人。 如何迅速、有效地渡过财政经济难关？从几次较量的实际分析，从为争取全国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全局着眼，陈云同志认为，不论从支持全国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从根本上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方面来说，还是从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实现市场物价稳定的要求来说，都必须改变过去各个根据地、解放区分割，不得不实行的那种财经工作分散管理的格局，实行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1949年12月28日，陈云同志亲自起草的答复华东财委并发中南、西南、西北等大区财委的电报中，就明确提出财政经济要统一管理。经过充分酝酿、准备，政务院于1950年3月3日发出了由陈云同志亲自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同时，相应地作出了统一财政收支管理、统一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统一公粮收支调度、统一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统一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等一系列具体规定。3月10日，陈云同志又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全面阐述上述决定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事实证明，统一管理财经工作的决定，是非常及时的，完全正确的。随着这一决定的贯彻执行，很快就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短短半年的时间，即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就实现了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做到了使延续多年的不断上涨的物价稳定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评价这一胜利，说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为指挥经济战线上这一战役，实现出奇制胜的要求，陈云同志全力以赴，日夜操劳，殚精竭虑，稳扎稳打。他于1949年7月下旬亲自去上海调查研究，明确提出并具体帮助上海解决“两白一黑”的问题。“两白”，一个是大米，一个是棉花，“一黑”就是煤炭。大米是保证市民吃饭，棉花是保证棉纺厂恢复生产，并掌握棉纱棉布货源，保城乡人民穿衣；煤炭是保工业生产和市民的燃料供应。这三样东西，既关系民生、工业生产之必需，也是与投机资本作斗争，保持市场物价稳定而必须掌握的重要物资。为此，陈云同志亲自部署从四川、江浙等地调粮，从华北、中南调棉调煤，并具体指挥运输调度。再如，为了掌握全局的财经情况，了解市场动态，及时研究对策，陈云同志每天早晨上班至少要看三张统计表：一是前一天上海、天津、北京、武汉、西安等主要城市的物价变动情况统计表，二是前一天这些主要城市国营贸易公司的重要物资库存情况统计表，三是前一天各地的税收收入、货币投放和财政收支情况统计表。我当时在贸易处工作，每晚根据各地的电报报告，具体负责作前两种统计表，并于当晚十二时以前送到陈云同志办公室。有时陈云同志看了统计表以后，认为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进一步查询，常常是查问我国营贸易公司的出售价（通称“官价”）与市场价（通称“黑价”）之间的差别情况。陈云同志还挤出时间，亲自作市场物价情况调查，经常到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东单菜市场等地逛市场、看商店、察行情、听意见，看日用百货、蔬菜、肉食等的供应情况和物价变化动态，掌握第一手材料。再如，为了全面、有力地打击投机资本的猖獗活动，稳定市场物价，陈云同志对国营贸易公司掌握的粮食、棉纱、棉布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这些物资也是当时投机资本冲击的对象），除了正常的吞吐以外，什么时间集中向市场投放，一次抛售多少，都亲自作布置，并要求各主要城市要在同一时间一齐行动，以收事半功倍之利。1949年10月15日从上海、天津开始，接着波及华中、西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全国性物价波动，这是投机资本兴风作浪，是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同我们的一次大的较量。陈云同志亲自指挥了平息这次物价波动的斗争，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就止住了物价上涨势头，稳定了市场，并给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歼灭性的打击。事后，上海的资本家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二 全国财经工作实现统一管理后，国家财政、金融状况大为好转，各地物价迅即趋于稳定。但新的问题又冒出来了。这就是：从1950年4月份开始，各地市场上出现了商品滞销的新情况，很多工业品卖不出去。并由此引起不少私营工厂停产减产，或者关闭；许多商店歇业；失业人员增加，整个经济又面临新的困境。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说，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在改组改造过程中走向新生、走向重建、走向繁荣的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具体说来，主要是由于在稳定物价的斗争中投机资本受到严重打击，过去多年战争期间形成的虚假购买力一下子消失了而引起的；同时，旧的城乡关系基本上被打乱，新的城乡交流秩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及城乡人民的购买力低。为了尽快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活跃城乡经济，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这一暂时的困难，陈云同志这时又集中力量重点抓了调整工商业的工作。陈云同志在当年5月下旬召开的上海、天津、北京、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上，提出了扭转商品滞销、解决工商业困难的具体措施。接着，在6月上旬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他又提出了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的意见。6月中旬又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并相应地确定了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加工订货、调整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等具体措施，兼顾公私利益，协调公私关系。陈云同志所提出的这些政策措施，是深入调查研究、多方听取意见的结果。 这里我讲一讲自己亲自经历的陈云同志研究价格政策的问题。全国商品出现滞销情况以后，有人说“工业品生产过剩了”，要求降低工业品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针对这种意见，1950年5、6月间，陈云同志指示我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抗日战争以前的《大公报》、《益世报》，要我把当时报上刊登的大中城市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价格，如棉布、棉纱、粮食、棉花等的价格都抄录下来，然后与现时的同类产品价格作一对比，看看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变化情况。起初，我只查阅抄录了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的一部分商情，并整理了一份主要工农业产品价格对比资料送给陈云同志审阅。他看了以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这份资料不全面，只用一年半年的价格进行对比，带有偶然性、局限性，不能准确地说明剪刀差的变化情况，应该用战前十年或者五年的平均价格进行对比，才便于研究、说明这个问题。于是，我按照陈云同志的指示，又去北京图书馆查抄有关的商情资料。为了早日交卷，有时经过图书馆领导特别批准，就将有关报纸借回机关加班查抄，由于资料不全，没有能够完全达到陈云同志的要求，但比第一次的资料要全面一些，系统一些。经过整理后，即报请陈云同志审核。资料送去不几天的一天下午，陈云同志又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当面听取我的汇报，并与我讨论。我在汇报中根据收集到的价格资料，说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比战前扩大了的具体情况，并建议适当降低“龙头布”、“五福布”（这是当时上海和天津生产的两种有代表性的很受群众欢迎的名牌白细布，也是我们稳定市场物价的主要物资）的价格，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开始，陈云同志并没有讲什么意见，只是向我提了很多问题，而且问得很具体、很详细，其中有的我能回答，有的则回答不出来。我至今记得很清楚的一个问题是，陈云同志问：按照你提的降低每匹“龙头布”、“五福布”价格的意见，每个农民平均一年能得多少好处？我就回答不出来，因为我事先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具体计算。在我们两人讨论中，陈云同志不同意我提的降低布价的意见，但我还是找这样那样的理由与陈云同志争论，坚持自己的意见。由于我坚持己见的态度，大大推迟了陈云同志下班的时间，但他并没有不高兴，而是继续用他经过多方面对比研究，全面考虑的意见，对我进行耐心的说服。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把每匹布的价格降低几毛钱（指按战前的价格计算），以减少农民一点支出，而是如何尽快恢复和搞活城乡物资交流，使农民手里的农副土特产品能够很快卖出去，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还把做好这项工作农民可能增加的收入详细算了一笔账。我听了陈云同志这种有根有据的分析，不能不放弃自己原来的观点，心悦诚服地赞成他的意见。这次谈话，给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陈云同志善于从全局提出问题，考虑问题，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进行细致周密的对比研究，提出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以及他乐于听取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民主作风，都使我终生难忘。 陈云同志亲自制定的调整工商业的各项政策和一系列具体措施实施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全国的经济情况就大为改观，工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城乡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陈云同志1951年4月在总结1950年的财经工作时，非常概括地指出：“去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统一财经之后，物价稳定了，但东西卖不出去，后来就调整工商业，才使工商业好转。六月以前是统一，六月以后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3）。” 三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胜利完成，为我国开始有计划地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这时，陈云同志又按照中央的要求，把工作重点转到拟订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方面。早在1950年上半年，全国财经工作实现统一管理，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以后，陈云同志就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进行了初步考虑，对建设的轮廓提出了一些设想，他首先考虑的是农业和水利建设，再就是铁路建设，也考虑了钢铁、机器制造、化肥等工业的建设。只是由于下半年出现了抗美援朝的新情况，使得这些设想没有能够具体化。到1952年下半年，全国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抗美援朝战争也已胜利在望，特别是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即将完成，陈云同志就及时地将工作重点转到“拟定建设计划，准备干部，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上来。他和周恩来总理、李富春等同志一起，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当时苏联帮助我们设计和建设的156个大项目，其中不少是由陈云同志亲自召集专家、技术人员和有关干部认真审查后才决定具体方案的。《陈云文选》第二卷中刊载的他亲自起草的向中央所作的《审查一个工厂初步设计议定书的报告》，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从这份对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的初步设计审查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陈云同志抓工作之具体、细致，一抓到底、高度负责的精神，是何等的珍贵！多么值得我们学习！ 经过多方面听取意见，反复讨论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大体定下来以后，陈云同志于1954年6月30日向中央作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的汇报。汇报提出，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做好计划工作。他在讲了要注意处理好“农业与工业的比例”、“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之后，强调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是相同的。……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4）”。这是陈云同志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学说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以及各项重要建设指标等，都是稳妥可靠、留有余地的。加上在实施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措施，计划的执行是相当顺利的，有些指标在1956年就提前实现了。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整个经济形势是很好的。各方面的发展基本上是快速的、健康的。 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在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当时主管农业的负责同志像“小脚女人”，行动迟缓。同时，也提出了其他方面的某些人右倾保守问题。毛主席报告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紧接着，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也波澜壮阔地在各地展开。有了“三大改造”的高潮，加上公布《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要求粮食、棉花产量增加一倍半以后，不少地方和部门的领导人的头脑开始热起来，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急躁冒进的计划，要求建设投资加码，发展速度加快。这样，就使原定的1956年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都突破了，财政出现了赤字，银行多发了票子，市场上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应也都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为预防这一趋势的发展，及时纠正急躁冒进的情绪，总管财经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同志组织《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冒进”的社论。随后，担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的陈云同志，又在1957年初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四年执行的情况和实践经验，鲜明地提出了“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财政、信贷、物资必须保持平衡（后来又提出了外汇平衡）的论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再次明确提出了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问题，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理论。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周总理和陈云等同志的具体组织指挥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于1957年全面超额胜利完成了。 四 历史的前进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往往要走曲折的路子。一种科学的论断，一个正确的思想、观点，也常常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们所接受。陈云同志的上述科学论断和正确的思想、观点，尽管历史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当时却被一部分急于求成、头脑发热的同志视为泼冷水，是“右”的观点，没有被接受。他的“反冒进”意见，还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此后一段时间内，陈云同志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 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从1958年开始，全国经济跨入了“大跃进”的时代。一时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盛行。要求全国钢产量翻番，结果使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大量的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烂在地里没人收。记得这一年的11月下旬，我去河南郑州找省统计局核实钢铁“放卫星”的实际数字，乘火车路过新乡时，看到路两边的棉花地里还是白花花的一大片，被霜打蔫了的棉花，东歪西倒地堆在那里，由于农民上山大炼钢铁而没人收。当时心里难过极了。到了郑州我就同省统计局局长讲了这个情况，他告我这是全省的普遍现象，不是新乡地区特有的，并好意地要我不要提意见。这一年的工业生产虽有增长，但各地上报的数字水分很大，浮夸得厉害，品种、质量问题也都相当严重。 “大跃进”开始后，陈云同志的处境是困难的。但他还是尽可能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自己的意见。据我所知，1958年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的当年钢产量翻番任务，达到1070万吨（注：1957年全国钢产量完成535万吨），陈云同志是不赞成的，他曾建议中央不要公布这一数字，以免被动。1959年的钢产量计划，国家计委原来提出要搞2000万吨，陈云同志认为做不到，亲自去国家计委做说服工作，建议把指标降下来一些。1958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确定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为1800万吨，并对外公布了。到了1959年第一季度，由于钢的计划指标过高，从实际执行的情况看肯定不可能完成，因之引起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当年3月下旬至4月初，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上，毛主席对国家计委和一部分地方的负责同志提出了批评，对陈云同志作了表扬，说在武昌会议讨论钢的产量指标时大家都不肯压缩，只有陈云同志提了不同的意见。这次会后，毛主席还是不放心，就委托陈云同志落实钢铁生产指标。陈云同志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到炼铁、炼钢、轧钢设备以及运输能力等都作了详细的调查，于当年5月11日就落实钢铁指标问题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提出把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定为1300万吨。经过讨论，中央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当时，陈云同志曾说明，提出1300万吨这个数字，只是初步的，只提供政治局考虑，不希望作出最后决定。这说明他实际上还是不放心的。计划执行结果，完成了1300万吨的任务并略有超过，但这是花了很大代价才达到的。 1961年底，我由国家统计局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新成立的财经组工作。接着就参加了1962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亦称“七千人大会”）的具体会务工作。这时，我又能常见到陈云同志，直接听到他的讲话，接受他的教诲。这里我讲两件自己受教育最大的事情： 一是，陈云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的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我第一次听到陈云同志关于“交换”、“比较”、“反复”六个字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生动具体阐述。他这篇讲话还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并说：“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这篇讲话在大会全体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致认为讲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表示完全拥护。我作为大会的工作人员，受到的教育更是不言而喻的。 二是，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只有陈云同志没有讲话。在一次大会上，当周总理就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讲完话之后，主持会议的毛泽东主席提出请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说：不讲了。毛主席接着说：你这个人啊，是不调查研究不发言。事实确实是这样。据我所知，为了克服当时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缓解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的局面，解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必需的生活用品，陈云同志作了大量的多方面的调查研究，甚至请专家和有关人员座谈研究保障一个人一天生活最低需要多少卡路里热量的问题，以及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保证供应。但由于大家对形势的看法、对困难程度的估计不一致，对克服困难的快慢的认识也不统一，因之他没有在大会上讲话，认为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 “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共中央为进一步深入讨论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陈云同志在会上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一个重要发言，受到出席会议的同志的一致赞同。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同志听了，认为讲得很好，要他到国务院会议上去讲讲。按照少奇同志的意见，陈云同志于2月26日在国务院召开的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和国务院各部门全体党组成员参加的大会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具体透彻地从农业、基本建设规模、货币发行、城市人民生活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困难，也从五个方面讲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他提出了六点克服困难的具体意见。 我参加了在国务院小礼堂举行的这次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的气氛可以说是好多年没有过的。会议开始时，李富春同志和李先念同志先讲，反映不热烈。而陈云同志一讲，会议的气氛就不同了，全场立刻活跃起来。他的讲话不断被全场的热烈掌声打断。他越讲越起劲，身上出汗了，就自己脱去上身的毛衣继续讲。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陈云同志的讲话，他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办法，与他历来的讲话一样，既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实在，着着可靠，既行得通，又便于具体操作。大家听了后，都抑止不住高兴的心情，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致认为，困难可以克服，希望就在眼前。到会的部长、主任等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热烈鼓掌，我想道理也就在这里。 中央财经小组恢复后，陈云任组长。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关于调整1962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稿的内容，把陈云同志的主要意见都写进去了。当时，陈云同志去了外地，报告稿定了后，周总理指派财经小组秘书薛暮桥同志专程去向陈云同志汇报，征求他的意见。陈云同志听了汇报后，表示完全同意，并请暮桥同志将他的意见报告总理。这份计划调整报告，提交给5月份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周总理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我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看到到会各地负责人对形势的估计，对困难严重程度的看法，确如陈云同志分析的那样，并不完全一致。讨论中有的人仍在唱高调，对报告中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特别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措施，表示不赞成；但大多数人还是同意总理的报告的。少奇同志在作会议总结发言时，再次对当时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肯定了总理代表财经小组所作的报告。会后，这个报告经毛主席批发全国遵照执行。 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施国务院、周总理和陈云同志提出的克服困难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全国财政经济情况迅速有了好转。全国经济1962年、1963年摆脱了困难，逐步全面恢复，1964年发展加快，1965年、1966年则全面发展，结束了恢复阶段，步入了新的计划发展阶段。这一期间，从调整到发展，农业增产，工业增长，市场开始繁荣，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周总理的亲自组织指挥下，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但开发了举世闻名的大庆油田，还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发射了自己的导弹，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壮大了国威。 五 陈云同志在领导经济工作时，始终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早在建国初期他主持中财委工作时，就明确提出“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他亲自抓粮食的生产、收购、销售和调运工作，亲自抓城乡物资交流，亲自研究确定合理的粮棉比价（当时定为8斤小米换一斤棉花），逐步解决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问题，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研究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和外国发展农业的方针、措施，认为我们不能走美国等国家主要靠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农业产量的路子，我们的方针主要应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据此，他提出发展水利，发展化肥工业的意见，这个意见，后来被称作“化学化”、“水利化”。早在1951年，他就明确提出中国水资源不足的问题，提醒大家应有充分准备。时间过去近五十年，经过反反复复的实践经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多么有远见的预言！ 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在计划的说明中，陈云同志首先想的讲的也是农业问题，讲比例关系，第一个说的就是“农业与工业的比例”。对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他强调要按照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要求，依照农轻重的次序进行安排，并具体部署了化肥、化纤的生产建设。他十分重视粮食工作。被人们称为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三大战役”之一的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是他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他兼任商业部长时，亲自抓蔬菜生产、生猪生产和菜、肉供应问题。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他提出的克服困难的办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为了缓解农业的压力，给广大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他在1961年初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进口粮食问题”，他说：“现在有进口两百万吨粮食的可能”，“如果有四百万吨粮食进来，那我们今年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些了”。这一年，为使工业更好更有效地支援农业，他还就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问题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同意这个报告，并以中央文件正式下发各地、各有关部门遵照执行。这一年，他还亲自回家乡上海郊区青浦县进行农村调查，就发展养猪的政策，是否推广种两季稻，以及留足农民的自留地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对解决当时的农业问题，克服经济困难，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打倒“四人帮”以后，陈云同志恢复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重新被委任担任国务院新成立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这是我党历史在重要转折时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对经济战线上的同志们来讲，尤其是长期做财经工作的老同志，更受鼓舞，认为中国的经济工作有陈云同志出来领导，又大有希望了。他当时提出的问题，发表的意见，虽然不多，但个个切中时弊，条条击中要害，使人既明辨了是非，明白了事情的本质，又增强了前进的信心，看到了希望。这里我讲一下自己亲自经历的陈云同志在1978年11、12月期间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情况和大会的反响。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经济、计划问题，讨论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开始转移到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问题，并通过相应的文件。我当时在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分管计划工作，随同省委、省革委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于11月10日开幕，原定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然后讨论具体经济问题和1979年的计划草案。大会采取按大区分组讨论的办法进行。陈云同志参加东北组的讨论。他于11月12日作了第一次发言，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关于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意见，接着他从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着眼，明确提出中央应为薄一波、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同志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提出“天安门事件”的定性和批评康生的错误问题。陈云同志的这一发言，对使这次会议开成全面拨乱反正的重要会议，可以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发言在会议简报全文刊出后，立即引起到会同志的强烈反响。我参加华东组的讨论，全组同志一致表示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认为有必要尽快解决这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这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其他各组也都表了态，一致拥护陈云同志提出的六点意见，有的组还补充提出了一些需要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会议进行到后期，讨论经济问题时，陈云同志于12月10日在东北组作了第二次发言，一共讲了五点意见，他首先讲的第一点意见，还是农业问题。他提出“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以利于缓和农业的压力，减轻农民的负担，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他尖锐地指出：“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又说：“进口粮食多一些不要紧，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5）。”陈云同志认为，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陈云同志在讲话中，还提出了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以及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材料供应都不能留缺口等问题，并特别强调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风趣地说这是“风景出口”，每年可以收入几十亿美元的外汇（据我所知，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首先提出重视和发展旅游事业的，是陈云同志）。我看了会议简报刊出的陈云同志这篇重要发言，当时的心情可以用“惊”、“喜”两个字来形容。“惊”的是没有想到全国的农业破坏得那么严重，粮食紧张到那种程度。“喜”的是陈云同志在中央又有发言权了，又可以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了，一开口就讲进口两千万吨粮食，这是多么大的魄力，这能解决全国多么大的问题呀！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我看到陈云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但思想还是那么敏锐，观点还是那么鲜明，讲话的稿子还是亲自动手写，讲话的风度还是那么与众不同，心里真是高兴极了。这也是一“喜”。 上面列举的很不全面的一些情况和论述，可以说明陈云同志对农业问题作了多么深入、全面的研究，他的经济思想中农业问题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人人皆知的“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经典名言，可以说是陈云同志对农业问题重要性的高度精辟概括。 六 陈云同志始终一贯地从关心人民生活出发，重视手工业、轻工业的发展。旧中国的工业，大量的是手工作坊，现代轻工业很少，重工业则几乎没有。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很多是靠进口解决的，什么洋布、洋火、洋油、洋蜡甚至洋面粉等等一类的洋货，到处充斥市场。新中国成立后，非常重视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当时，陈云同志主持的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机构很精干，但却分别设立了轻工业处、地方工业处和重工业处三个管工业的处，筹划迅速恢复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首先重点抓的是轻工业和手工业生产。 我国传统的手工业，历史悠久，许多名牌产品，家喻户晓，享誉中外。陈云同志对之极为重视，十分关心它的发展。建国初期，陈云同志每到一处，都亲自做市场调查，都要看看小商品的供应情况，都要问问手工业的生产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财委”的会议上，我就多次听到他讲要保护和发展传统的名牌手工业产品。如张小泉剪刀，王麻子菜刀，等等。据张劲夫同志回忆，1950年春，陈云同志在广州布置完种植橡胶的工作，就去到杭州，在杭州听取了省里的情况汇报后，就要劲夫同志陪他到大街上走走。“他在街上，主要看街两边的铺面，一边走一边数着招牌。看完后，他概括地说，杭州手工业发达，张小泉剪刀，王星记扇子等，在全国都是著名的”。在实际工作中，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安排中，他都对手工业生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曾说过：“手工业合作化宁可慢一点，使天下不乱。如果搞得太快，就会出毛病。”陈云同志曾陪同毛主席一起听取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汇报，会上毛主席也提醒大家说：“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6）。”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加上“瞎指挥”、“共产风”等等，给手工业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城市中的手工业合作社，大部“过渡”、“升级”，变成了“二国营”；农村的手工业合作社和个体手工业生产者，变成了社办工业的一部分。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严重挫伤了广大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全国的手工业生产，很快就大幅度下降，品种质量问题也很突出。这件事，曾引起毛主席的重视并发了话，李先念副总理亲自批了一部分材料给轻工业部和手工业合作总社生产头发卡子。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陈云同志对手工业方面存在的问题极为重视，并采取了很多措施予以解决。1959年4月，他在写给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的信中，明确提出：“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在安排工业生产的时候，应该专门拨出一部分原料和材料，安排日用必需品的生产。原有生产小商品的工厂，如果已经改行，应该让它们‘归队’，恢复生产。特别是原有的手工业合作社，由于改变为地方国营工厂或合作工厂，统一安排生产任务，不能单独生产和经营，大量的小商品停止生产了，现在应该组织它们重操本行……以便发挥这些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增加手工业品的数量品种（7）。”贯彻执行陈云同志的这一重要指示，手工业生产开始有所好转，但由于当时总的指导思想还是“左”的，还在继续“跃进”，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本质性的变化。进入经济调整时期后，陈云同志亲自到苏州等地进行调查研究，继续为研究恢复发展手工业的政策方针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 据我所知，1961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35条”）中，采纳了陈云同志的很多重要意见。 下面我讲讲陈云同志亲自为杭州张小泉剪刀厂建立的“剪刀博物馆”题写馆名的情况。1993年9月我去浙江省作点调查，了解轻工业、手工业的生产情况。上旬到了杭州后，我就到张小泉剪刀厂去参观。时隔多年，这次一看，真是“今非昔比”，剪刀的生产条件大为改善，产量比过去几十倍地增加，经济效益是很不错的，工人的生活也都有了明显改善。在与厂里的干部座谈中，戚永兴厂长告诉我，厂里要自筹资金建一个“剪刀博物馆”，展示中国剪刀的发展史，反映张小泉剪刀厂的厂史。我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表示完全支持。接着，戚厂长就提出要我请一位领导同志给题写馆名，我当即表明陈云同志是我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央领导同志，长期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一向重视支持手工业发展，经常提到张小泉剪刀，建议请陈云同志题写。永兴同志说，如果陈云同志给写，那是最好了，是求之不得的，就怕他老人家不肯写。我说：你亲自给陈云同志写封信，报告这件事，恳请他老人家题写馆名。还说：你的报告信写好了，交给我，由我亲自给你转送，并说我想陈云同志可能答应你的请求。当天戚厂长就把写好了的给陈云同志的报告信交给了我，我当即也给陈云同志写了一封信，一方面简要报告了张小泉剪刀厂多年来的发展情况，报告了他们要利用自己的资金在厂区里建设一座剪刀博物馆，另一方面也恳请陈云同志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能挤点时间题写馆名。厂里的报告和我写的信，通过浙江省委办公厅机要处转送北京陈云同志办公室后，我就到台州、绍兴等地去了解情况，作调查去了。我9月下旬从浙江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即给陈云同志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是否收到了报告信，陈云同志是否同意题写馆名？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秘书同志即告我：陈云同志已经写了，两天前就寄出去了。我听到这一信息，那个高兴劲简直没法说，立即给浙江省二轻工业厅的负责同志和戚永兴厂长打电话，报告他们最想知道的这一好消息，并请他们注意查收，千万不能出差错。不几天，他们就给我回了电话，说明陈云同志的墨宝已经收到了。不久，剪刀博物馆建成了，陈云同志题写的“剪刀博物馆”五个强劲有力、金光闪闪的大字，就高悬在博物馆门前。陈云同志亲自题写“剪刀博物馆”的馆名，这再次充分说明了陈云同志对手工业的关心和重视。 七 陈云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大家熟知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和“交换、比较、反复”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陈云同志不但提倡这15个字，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地照着这15个字行事的。 建国初期，中财委是代表政务院统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为了做好工作，陈云同志经过深入思考，明确提出中财委的工作方针，是“依靠各部，相信大区”。中财委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建立了两项很好的制度：一是每旬、每半月或一月（视具体情况而定）用电报的形式向各地方、各部门发一次通报，通报全国重要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使各地方、各部门和军队的负责同志及时了解全局的情况和问题，以利于交换意见，统一看法，共同齐心协力地做好工作。二是中财委建立了集体办公会议制度，就是每星期二、五的上午，由陈云同志主持召开中财委办公会议，中财委的负责同志和财经各部的部长或副部长参加，听取汇报，通报情况，讨论决定全国性的重大财经问题，以及各部提出的要中财委解决或协调的重要问题。办公会议充分发扬民主，赞成的反对的各种意见都可以讲，经过集体讨论，取得统一认识的，就集中作出决定，分头去办。如果对某个问题、某件事情意见不一致，一时又统一不起来，则不匆忙作决定，而是请大家再考虑，留待下次或以后的会议再讨论、再决定。这种集体办公会议制度，既减少了公文往来，去掉了文牍主义，又利于直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民主集中，解决问题既快又稳妥。正因为陈云同志一贯地、身体力行地照着自己提出的上述15个字去做，所以，他提出的意见，拿出的主张，总是切实可行，击中要害，行之有效，令人折服。回顾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每当陈云同志的意见、主张被重视被采纳，并付诸实行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就稳步、健康、快速发展，或迅速扭转被动局面；反之，陈云同志的意见、主张不被重视，未予采纳，甚至没有了发言权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就出现波折，就遭受损失，就走弯路。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实践都证明，陈云的经济思想、经济著作，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