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汉初大儒董仲舒在应答汉武帝求贤诏时以如此简单的道理极劝武帝更化改制。今天，在改革开放满三十周年的日子里，这一段文字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四十年前，我们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从而错过了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诸国而言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极为珍贵的十年发展机遇。到七十年代末，国家真是至贫至弱，称之为朽木、粪墙一点都不为过。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如说是被逼使然。时光飞逝，而今一转眼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回顾这场改革，我们心中是喜是忧？ 当然，我们有很多高兴的理由。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多少番，如今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有望在一两年内超过德国，甚至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此一条就足够我们的媒体歌功颂德了。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看到这段文字，我们是不是有所感叹呢！两千年前，董仲舒在筹划他的更化大制时就如此重视贫富差距，而我们三十年前的改革却在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先富起来倒也无妨，但问题是先富起来的不能富得离奇，甚至是踩着贫者的血汗富起来，更不能凭借自己在政府中的关系富起来。“受大者不得取小”，政府官员既当官，又经营自己的小买卖，那老百姓还怎么活呢？我们的领导人在筹划这场改革的时候有没有读过这段文字呢？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即使是贵为人君也不是毫无约束的，董仲舒用天灾来警告君王。凭中华之大，哪年没有什么灾害呢？所以这就要求君王要时时自我反省，自己正才能民富国强。君主心正也是一种示范作用，以教育民众要心正。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董仲舒极度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认为只有这样一个朝代才能真正传至万世，教化有好多方法，其中为君者自己正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教化有愚民的想法在里面，但毋庸置疑，人民确实应当教育，以树立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恰恰是我们改革政策中最被忽视的一个环节，也导致了我们的社会丧失了道德标准。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丝毫没有这种想法，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局面证明董仲舒是对的。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物质生活相当丰富了，但我们的道德也丧失殆尽，人人皆为自己的钱袋子着想，这样的社会是不能持久的。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我依稀记得邓公有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精彩言论，只可惜，也就止与言了。我非常钦佩董仲舒的是，在两千年前就能提出如此全面、有效的更化大计，这也正是他的建议为何能深刻影响到汉武帝，并进而一统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原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军事实力，或者有人说是科学技术。但我说，这些虽然都很重要，但远不是最为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不是着眼于一时，而是着眼于万世。董仲舒一句“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使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今后两千年的基本价值观念。而我们今天就是缺少这样一个为大众所认可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只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才是防止国家分裂最为根本的文化武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分久必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字，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我们的社会再富有，他也完全有可能在敌对势力的干预下分崩离析。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汉初大儒董仲舒在应答汉武帝求贤诏时以如此简单的道理极劝武帝更化改制。今天，在改革开放满三十周年的日子里，这一段文字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四十年前，我们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从而错过了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诸国而言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极为珍贵的十年发展机遇。到七十年代末，国家真是至贫至弱，称之为朽木、粪墙一点都不为过。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如说是被逼使然。时光飞逝，而今一转眼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回顾这场改革，我们心中是喜是忧？ 当然，我们有很多高兴的理由。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多少番，如今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有望在一两年内超过德国，甚至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此一条就足够我们的媒体歌功颂德了。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看到这段文字，我们是不是有所感叹呢！两千年前，董仲舒在筹划他的更化大制时就如此重视贫富差距，而我们三十年前的改革却在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先富起来倒也无妨，但问题是先富起来的不能富得离奇，甚至是踩着贫者的血汗富起来，更不能凭借自己在政府中的关系富起来。“受大者不得取小”，政府官员既当官，又经营自己的小买卖，那老百姓还怎么活呢？我们的领导人在筹划这场改革的时候有没有读过这段文字呢？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即使是贵为人君也不是毫无约束的，董仲舒用天灾来警告君王。凭中华之大，哪年没有什么灾害呢？所以这就要求君王要时时自我反省，自己正才能民富国强。君主心正也是一种示范作用，以教育民众要心正。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董仲舒极度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认为只有这样一个朝代才能真正传至万世，教化有好多方法，其中为君者自己正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教化有愚民的想法在里面，但毋庸置疑，人民确实应当教育，以树立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恰恰是我们改革政策中最被忽视的一个环节，也导致了我们的社会丧失了道德标准。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丝毫没有这种想法，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局面证明董仲舒是对的。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物质生活相当丰富了，但我们的道德也丧失殆尽，人人皆为自己的钱袋子着想，这样的社会是不能持久的。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我依稀记得邓公有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精彩言论，只可惜，也就止与言了。我非常钦佩董仲舒的是，在两千年前就能提出如此全面、有效的更化大计，这也正是他的建议为何能深刻影响到汉武帝，并进而一统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原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军事实力，或者有人说是科学技术。但我说，这些虽然都很重要，但远不是最为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不是着眼于一时，而是着眼于万世。董仲舒一句“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使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今后两千年的基本价值观念。而我们今天就是缺少这样一个为大众所认可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只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才是防止国家分裂最为根本的文化武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分久必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字，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我们的社会再富有，他也完全有可能在敌对势力的干预下分崩离析。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汉初大儒董仲舒在应答汉武帝求贤诏时以如此简单的道理极劝武帝更化改制。今天，在改革开放满三十周年的日子里，这一段文字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四十年前，我们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从而错过了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诸国而言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极为珍贵的十年发展机遇。到七十年代末，国家真是至贫至弱，称之为朽木、粪墙一点都不为过。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如说是被逼使然。时光飞逝，而今一转眼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回顾这场改革，我们心中是喜是忧？ 当然，我们有很多高兴的理由。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多少番，如今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有望在一两年内超过德国，甚至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此一条就足够我们的媒体歌功颂德了。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看到这段文字，我们是不是有所感叹呢！两千年前，董仲舒在筹划他的更化大制时就如此重视贫富差距，而我们三十年前的改革却在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先富起来倒也无妨，但问题是先富起来的不能富得离奇，甚至是踩着贫者的血汗富起来，更不能凭借自己在政府中的关系富起来。“受大者不得取小”，政府官员既当官，又经营自己的小买卖，那老百姓还怎么活呢？我们的领导人在筹划这场改革的时候有没有读过这段文字呢？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即使是贵为人君也不是毫无约束的，董仲舒用天灾来警告君王。凭中华之大，哪年没有什么灾害呢？所以这就要求君王要时时自我反省，自己正才能民富国强。君主心正也是一种示范作用，以教育民众要心正。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董仲舒极度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认为只有这样一个朝代才能真正传至万世，教化有好多方法，其中为君者自己正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教化有愚民的想法在里面，但毋庸置疑，人民确实应当教育，以树立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恰恰是我们改革政策中最被忽视的一个环节，也导致了我们的社会丧失了道德标准。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丝毫没有这种想法，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局面证明董仲舒是对的。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物质生活相当丰富了，但我们的道德也丧失殆尽，人人皆为自己的钱袋子着想，这样的社会是不能持久的。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我依稀记得邓公有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精彩言论，只可惜，也就止与言了。我非常钦佩董仲舒的是，在两千年前就能提出如此全面、有效的更化大计，这也正是他的建议为何能深刻影响到汉武帝，并进而一统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原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军事实力，或者有人说是科学技术。但我说，这些虽然都很重要，但远不是最为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不是着眼于一时，而是着眼于万世。董仲舒一句“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使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今后两千年的基本价值观念。而我们今天就是缺少这样一个为大众所认可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只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才是防止国家分裂最为根本的文化武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分久必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字，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我们的社会再富有，他也完全有可能在敌对势力的干预下分崩离析。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汉初大儒董仲舒在应答汉武帝求贤诏时以如此简单的道理极劝武帝更化改制。今天，在改革开放满三十周年的日子里，这一段文字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四十年前，我们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从而错过了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诸国而言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极为珍贵的十年发展机遇。到七十年代末，国家真是至贫至弱，称之为朽木、粪墙一点都不为过。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如说是被逼使然。时光飞逝，而今一转眼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回顾这场改革，我们心中是喜是忧？ 当然，我们有很多高兴的理由。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多少番，如今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有望在一两年内超过德国，甚至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此一条就足够我们的媒体歌功颂德了。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看到这段文字，我们是不是有所感叹呢！两千年前，董仲舒在筹划他的更化大制时就如此重视贫富差距，而我们三十年前的改革却在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先富起来倒也无妨，但问题是先富起来的不能富得离奇，甚至是踩着贫者的血汗富起来，更不能凭借自己在政府中的关系富起来。“受大者不得取小”，政府官员既当官，又经营自己的小买卖，那老百姓还怎么活呢？我们的领导人在筹划这场改革的时候有没有读过这段文字呢？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即使是贵为人君也不是毫无约束的，董仲舒用天灾来警告君王。凭中华之大，哪年没有什么灾害呢？所以这就要求君王要时时自我反省，自己正才能民富国强。君主心正也是一种示范作用，以教育民众要心正。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董仲舒极度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认为只有这样一个朝代才能真正传至万世，教化有好多方法，其中为君者自己正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教化有愚民的想法在里面，但毋庸置疑，人民确实应当教育，以树立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恰恰是我们改革政策中最被忽视的一个环节，也导致了我们的社会丧失了道德标准。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丝毫没有这种想法，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局面证明董仲舒是对的。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物质生活相当丰富了，但我们的道德也丧失殆尽，人人皆为自己的钱袋子着想，这样的社会是不能持久的。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我依稀记得邓公有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精彩言论，只可惜，也就止与言了。我非常钦佩董仲舒的是，在两千年前就能提出如此全面、有效的更化大计，这也正是他的建议为何能深刻影响到汉武帝，并进而一统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原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军事实力，或者有人说是科学技术。但我说，这些虽然都很重要，但远不是最为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不是着眼于一时，而是着眼于万世。董仲舒一句“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使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今后两千年的基本价值观念。而我们今天就是缺少这样一个为大众所认可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只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才是防止国家分裂最为根本的文化武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分久必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字，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我们的社会再富有，他也完全有可能在敌对势力的干预下分崩离析。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汉初大儒董仲舒在应答汉武帝求贤诏时以如此简单的道理极劝武帝更化改制。今天，在改革开放满三十周年的日子里，这一段文字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四十年前，我们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从而错过了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诸国而言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极为珍贵的十年发展机遇。到七十年代末，国家真是至贫至弱，称之为朽木、粪墙一点都不为过。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如说是被逼使然。时光飞逝，而今一转眼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回顾这场改革，我们心中是喜是忧？ 当然，我们有很多高兴的理由。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多少番，如今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有望在一两年内超过德国，甚至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此一条就足够我们的媒体歌功颂德了。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看到这段文字，我们是不是有所感叹呢！两千年前，董仲舒在筹划他的更化大制时就如此重视贫富差距，而我们三十年前的改革却在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先富起来倒也无妨，但问题是先富起来的不能富得离奇，甚至是踩着贫者的血汗富起来，更不能凭借自己在政府中的关系富起来。“受大者不得取小”，政府官员既当官，又经营自己的小买卖，那老百姓还怎么活呢？我们的领导人在筹划这场改革的时候有没有读过这段文字呢？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即使是贵为人君也不是毫无约束的，董仲舒用天灾来警告君王。凭中华之大，哪年没有什么灾害呢？所以这就要求君王要时时自我反省，自己正才能民富国强。君主心正也是一种示范作用，以教育民众要心正。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董仲舒极度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认为只有这样一个朝代才能真正传至万世，教化有好多方法，其中为君者自己正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教化有愚民的想法在里面，但毋庸置疑，人民确实应当教育，以树立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恰恰是我们改革政策中最被忽视的一个环节，也导致了我们的社会丧失了道德标准。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丝毫没有这种想法，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局面证明董仲舒是对的。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物质生活相当丰富了，但我们的道德也丧失殆尽，人人皆为自己的钱袋子着想，这样的社会是不能持久的。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我依稀记得邓公有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精彩言论，只可惜，也就止与言了。我非常钦佩董仲舒的是，在两千年前就能提出如此全面、有效的更化大计，这也正是他的建议为何能深刻影响到汉武帝，并进而一统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原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军事实力，或者有人说是科学技术。但我说，这些虽然都很重要，但远不是最为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不是着眼于一时，而是着眼于万世。董仲舒一句“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使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今后两千年的基本价值观念。而我们今天就是缺少这样一个为大众所认可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只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才是防止国家分裂最为根本的文化武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分久必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字，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我们的社会再富有，他也完全有可能在敌对势力的干预下分崩离析。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汉初大儒董仲舒在应答汉武帝求贤诏时以如此简单的道理极劝武帝更化改制。今天，在改革开放满三十周年的日子里，这一段文字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四十年前，我们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从而错过了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诸国而言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极为珍贵的十年发展机遇。到七十年代末，国家真是至贫至弱，称之为朽木、粪墙一点都不为过。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如说是被逼使然。时光飞逝，而今一转眼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回顾这场改革，我们心中是喜是忧？ 当然，我们有很多高兴的理由。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多少番，如今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有望在一两年内超过德国，甚至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此一条就足够我们的媒体歌功颂德了。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看到这段文字，我们是不是有所感叹呢！两千年前，董仲舒在筹划他的更化大制时就如此重视贫富差距，而我们三十年前的改革却在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先富起来倒也无妨，但问题是先富起来的不能富得离奇，甚至是踩着贫者的血汗富起来，更不能凭借自己在政府中的关系富起来。“受大者不得取小”，政府官员既当官，又经营自己的小买卖，那老百姓还怎么活呢？我们的领导人在筹划这场改革的时候有没有读过这段文字呢？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即使是贵为人君也不是毫无约束的，董仲舒用天灾来警告君王。凭中华之大，哪年没有什么灾害呢？所以这就要求君王要时时自我反省，自己正才能民富国强。君主心正也是一种示范作用，以教育民众要心正。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董仲舒极度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认为只有这样一个朝代才能真正传至万世，教化有好多方法，其中为君者自己正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教化有愚民的想法在里面，但毋庸置疑，人民确实应当教育，以树立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恰恰是我们改革政策中最被忽视的一个环节，也导致了我们的社会丧失了道德标准。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丝毫没有这种想法，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局面证明董仲舒是对的。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物质生活相当丰富了，但我们的道德也丧失殆尽，人人皆为自己的钱袋子着想，这样的社会是不能持久的。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我依稀记得邓公有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精彩言论，只可惜，也就止与言了。我非常钦佩董仲舒的是，在两千年前就能提出如此全面、有效的更化大计，这也正是他的建议为何能深刻影响到汉武帝，并进而一统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原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军事实力，或者有人说是科学技术。但我说，这些虽然都很重要，但远不是最为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不是着眼于一时，而是着眼于万世。董仲舒一句“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使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今后两千年的基本价值观念。而我们今天就是缺少这样一个为大众所认可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只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才是防止国家分裂最为根本的文化武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分久必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字，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我们的社会再富有，他也完全有可能在敌对势力的干预下分崩离析。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汉初大儒董仲舒在应答汉武帝求贤诏时以如此简单的道理极劝武帝更化改制。今天，在改革开放满三十周年的日子里，这一段文字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四十年前，我们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从而错过了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诸国而言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极为珍贵的十年发展机遇。到七十年代末，国家真是至贫至弱，称之为朽木、粪墙一点都不为过。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如说是被逼使然。时光飞逝，而今一转眼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回顾这场改革，我们心中是喜是忧？ 当然，我们有很多高兴的理由。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多少番，如今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有望在一两年内超过德国，甚至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此一条就足够我们的媒体歌功颂德了。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看到这段文字，我们是不是有所感叹呢！两千年前，董仲舒在筹划他的更化大制时就如此重视贫富差距，而我们三十年前的改革却在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先富起来倒也无妨，但问题是先富起来的不能富得离奇，甚至是踩着贫者的血汗富起来，更不能凭借自己在政府中的关系富起来。“受大者不得取小”，政府官员既当官，又经营自己的小买卖，那老百姓还怎么活呢？我们的领导人在筹划这场改革的时候有没有读过这段文字呢？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即使是贵为人君也不是毫无约束的，董仲舒用天灾来警告君王。凭中华之大，哪年没有什么灾害呢？所以这就要求君王要时时自我反省，自己正才能民富国强。君主心正也是一种示范作用，以教育民众要心正。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董仲舒极度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认为只有这样一个朝代才能真正传至万世，教化有好多方法，其中为君者自己正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教化有愚民的想法在里面，但毋庸置疑，人民确实应当教育，以树立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恰恰是我们改革政策中最被忽视的一个环节，也导致了我们的社会丧失了道德标准。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丝毫没有这种想法，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局面证明董仲舒是对的。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物质生活相当丰富了，但我们的道德也丧失殆尽，人人皆为自己的钱袋子着想，这样的社会是不能持久的。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我依稀记得邓公有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精彩言论，只可惜，也就止与言了。我非常钦佩董仲舒的是，在两千年前就能提出如此全面、有效的更化大计，这也正是他的建议为何能深刻影响到汉武帝，并进而一统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原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军事实力，或者有人说是科学技术。但我说，这些虽然都很重要，但远不是最为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不是着眼于一时，而是着眼于万世。董仲舒一句“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使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今后两千年的基本价值观念。而我们今天就是缺少这样一个为大众所认可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只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才是防止国家分裂最为根本的文化武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分久必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字，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我们的社会再富有，他也完全有可能在敌对势力的干预下分崩离析。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汉初大儒董仲舒在应答汉武帝求贤诏时以如此简单的道理极劝武帝更化改制。今天，在改革开放满三十周年的日子里，这一段文字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四十年前，我们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从而错过了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诸国而言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极为珍贵的十年发展机遇。到七十年代末，国家真是至贫至弱，称之为朽木、粪墙一点都不为过。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如说是被逼使然。时光飞逝，而今一转眼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回顾这场改革，我们心中是喜是忧？ 当然，我们有很多高兴的理由。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多少番，如今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有望在一两年内超过德国，甚至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此一条就足够我们的媒体歌功颂德了。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看到这段文字，我们是不是有所感叹呢！两千年前，董仲舒在筹划他的更化大制时就如此重视贫富差距，而我们三十年前的改革却在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先富起来倒也无妨，但问题是先富起来的不能富得离奇，甚至是踩着贫者的血汗富起来，更不能凭借自己在政府中的关系富起来。“受大者不得取小”，政府官员既当官，又经营自己的小买卖，那老百姓还怎么活呢？我们的领导人在筹划这场改革的时候有没有读过这段文字呢？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即使是贵为人君也不是毫无约束的，董仲舒用天灾来警告君王。凭中华之大，哪年没有什么灾害呢？所以这就要求君王要时时自我反省，自己正才能民富国强。君主心正也是一种示范作用，以教育民众要心正。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董仲舒极度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认为只有这样一个朝代才能真正传至万世，教化有好多方法，其中为君者自己正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教化有愚民的想法在里面，但毋庸置疑，人民确实应当教育，以树立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恰恰是我们改革政策中最被忽视的一个环节，也导致了我们的社会丧失了道德标准。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丝毫没有这种想法，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局面证明董仲舒是对的。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物质生活相当丰富了，但我们的道德也丧失殆尽，人人皆为自己的钱袋子着想，这样的社会是不能持久的。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我依稀记得邓公有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精彩言论，只可惜，也就止与言了。我非常钦佩董仲舒的是，在两千年前就能提出如此全面、有效的更化大计，这也正是他的建议为何能深刻影响到汉武帝，并进而一统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原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军事实力，或者有人说是科学技术。但我说，这些虽然都很重要，但远不是最为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不是着眼于一时，而是着眼于万世。董仲舒一句“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使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今后两千年的基本价值观念。而我们今天就是缺少这样一个为大众所认可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只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才是防止国家分裂最为根本的文化武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分久必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字，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我们的社会再富有，他也完全有可能在敌对势力的干预下分崩离析。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汉初大儒董仲舒在应答汉武帝求贤诏时以如此简单的道理极劝武帝更化改制。今天，在改革开放满三十周年的日子里，这一段文字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四十年前，我们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从而错过了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诸国而言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极为珍贵的十年发展机遇。到七十年代末，国家真是至贫至弱，称之为朽木、粪墙一点都不为过。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如说是被逼使然。时光飞逝，而今一转眼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回顾这场改革，我们心中是喜是忧？ 当然，我们有很多高兴的理由。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多少番，如今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有望在一两年内超过德国，甚至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此一条就足够我们的媒体歌功颂德了。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看到这段文字，我们是不是有所感叹呢！两千年前，董仲舒在筹划他的更化大制时就如此重视贫富差距，而我们三十年前的改革却在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先富起来倒也无妨，但问题是先富起来的不能富得离奇，甚至是踩着贫者的血汗富起来，更不能凭借自己在政府中的关系富起来。“受大者不得取小”，政府官员既当官，又经营自己的小买卖，那老百姓还怎么活呢？我们的领导人在筹划这场改革的时候有没有读过这段文字呢？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即使是贵为人君也不是毫无约束的，董仲舒用天灾来警告君王。凭中华之大，哪年没有什么灾害呢？所以这就要求君王要时时自我反省，自己正才能民富国强。君主心正也是一种示范作用，以教育民众要心正。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董仲舒极度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认为只有这样一个朝代才能真正传至万世，教化有好多方法，其中为君者自己正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教化有愚民的想法在里面，但毋庸置疑，人民确实应当教育，以树立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恰恰是我们改革政策中最被忽视的一个环节，也导致了我们的社会丧失了道德标准。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丝毫没有这种想法，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局面证明董仲舒是对的。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物质生活相当丰富了，但我们的道德也丧失殆尽，人人皆为自己的钱袋子着想，这样的社会是不能持久的。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我依稀记得邓公有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精彩言论，只可惜，也就止与言了。我非常钦佩董仲舒的是，在两千年前就能提出如此全面、有效的更化大计，这也正是他的建议为何能深刻影响到汉武帝，并进而一统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原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军事实力，或者有人说是科学技术。但我说，这些虽然都很重要，但远不是最为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不是着眼于一时，而是着眼于万世。董仲舒一句“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使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今后两千年的基本价值观念。而我们今天就是缺少这样一个为大众所认可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只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才是防止国家分裂最为根本的文化武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分久必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字，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我们的社会再富有，他也完全有可能在敌对势力的干预下分崩离析。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汉初大儒董仲舒在应答汉武帝求贤诏时以如此简单的道理极劝武帝更化改制。今天，在改革开放满三十周年的日子里，这一段文字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四十年前，我们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从而错过了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诸国而言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极为珍贵的十年发展机遇。到七十年代末，国家真是至贫至弱，称之为朽木、粪墙一点都不为过。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如说是被逼使然。时光飞逝，而今一转眼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回顾这场改革，我们心中是喜是忧？ 当然，我们有很多高兴的理由。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多少番，如今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有望在一两年内超过德国，甚至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此一条就足够我们的媒体歌功颂德了。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看到这段文字，我们是不是有所感叹呢！两千年前，董仲舒在筹划他的更化大制时就如此重视贫富差距，而我们三十年前的改革却在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先富起来倒也无妨，但问题是先富起来的不能富得离奇，甚至是踩着贫者的血汗富起来，更不能凭借自己在政府中的关系富起来。“受大者不得取小”，政府官员既当官，又经营自己的小买卖，那老百姓还怎么活呢？我们的领导人在筹划这场改革的时候有没有读过这段文字呢？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即使是贵为人君也不是毫无约束的，董仲舒用天灾来警告君王。凭中华之大，哪年没有什么灾害呢？所以这就要求君王要时时自我反省，自己正才能民富国强。君主心正也是一种示范作用，以教育民众要心正。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董仲舒极度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认为只有这样一个朝代才能真正传至万世，教化有好多方法，其中为君者自己正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教化有愚民的想法在里面，但毋庸置疑，人民确实应当教育，以树立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恰恰是我们改革政策中最被忽视的一个环节，也导致了我们的社会丧失了道德标准。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丝毫没有这种想法，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局面证明董仲舒是对的。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物质生活相当丰富了，但我们的道德也丧失殆尽，人人皆为自己的钱袋子着想，这样的社会是不能持久的。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我依稀记得邓公有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精彩言论，只可惜，也就止与言了。我非常钦佩董仲舒的是，在两千年前就能提出如此全面、有效的更化大计，这也正是他的建议为何能深刻影响到汉武帝，并进而一统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原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军事实力，或者有人说是科学技术。但我说，这些虽然都很重要，但远不是最为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不是着眼于一时，而是着眼于万世。董仲舒一句“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使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今后两千年的基本价值观念。而我们今天就是缺少这样一个为大众所认可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只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才是防止国家分裂最为根本的文化武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分久必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字，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我们的社会再富有，他也完全有可能在敌对势力的干预下分崩离析。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汉初大儒董仲舒在应答汉武帝求贤诏时以如此简单的道理极劝武帝更化改制。今天，在改革开放满三十周年的日子里，这一段文字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四十年前，我们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从而错过了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诸国而言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极为珍贵的十年发展机遇。到七十年代末，国家真是至贫至弱，称之为朽木、粪墙一点都不为过。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如说是被逼使然。时光飞逝，而今一转眼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回顾这场改革，我们心中是喜是忧？ 当然，我们有很多高兴的理由。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多少番，如今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有望在一两年内超过德国，甚至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此一条就足够我们的媒体歌功颂德了。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看到这段文字，我们是不是有所感叹呢！两千年前，董仲舒在筹划他的更化大制时就如此重视贫富差距，而我们三十年前的改革却在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先富起来倒也无妨，但问题是先富起来的不能富得离奇，甚至是踩着贫者的血汗富起来，更不能凭借自己在政府中的关系富起来。“受大者不得取小”，政府官员既当官，又经营自己的小买卖，那老百姓还怎么活呢？我们的领导人在筹划这场改革的时候有没有读过这段文字呢？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即使是贵为人君也不是毫无约束的，董仲舒用天灾来警告君王。凭中华之大，哪年没有什么灾害呢？所以这就要求君王要时时自我反省，自己正才能民富国强。君主心正也是一种示范作用，以教育民众要心正。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董仲舒极度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认为只有这样一个朝代才能真正传至万世，教化有好多方法，其中为君者自己正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教化有愚民的想法在里面，但毋庸置疑，人民确实应当教育，以树立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恰恰是我们改革政策中最被忽视的一个环节，也导致了我们的社会丧失了道德标准。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丝毫没有这种想法，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局面证明董仲舒是对的。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物质生活相当丰富了，但我们的道德也丧失殆尽，人人皆为自己的钱袋子着想，这样的社会是不能持久的。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我依稀记得邓公有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精彩言论，只可惜，也就止与言了。我非常钦佩董仲舒的是，在两千年前就能提出如此全面、有效的更化大计，这也正是他的建议为何能深刻影响到汉武帝，并进而一统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原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军事实力，或者有人说是科学技术。但我说，这些虽然都很重要，但远不是最为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不是着眼于一时，而是着眼于万世。董仲舒一句“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使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今后两千年的基本价值观念。而我们今天就是缺少这样一个为大众所认可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只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才是防止国家分裂最为根本的文化武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分久必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字，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我们的社会再富有，他也完全有可能在敌对势力的干预下分崩离析。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汉初大儒董仲舒在应答汉武帝求贤诏时以如此简单的道理极劝武帝更化改制。今天，在改革开放满三十周年的日子里，这一段文字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四十年前，我们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从而错过了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诸国而言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极为珍贵的十年发展机遇。到七十年代末，国家真是至贫至弱，称之为朽木、粪墙一点都不为过。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如说是被逼使然。时光飞逝，而今一转眼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回顾这场改革，我们心中是喜是忧？ 当然，我们有很多高兴的理由。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多少番，如今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有望在一两年内超过德国，甚至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此一条就足够我们的媒体歌功颂德了。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看到这段文字，我们是不是有所感叹呢！两千年前，董仲舒在筹划他的更化大制时就如此重视贫富差距，而我们三十年前的改革却在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先富起来倒也无妨，但问题是先富起来的不能富得离奇，甚至是踩着贫者的血汗富起来，更不能凭借自己在政府中的关系富起来。“受大者不得取小”，政府官员既当官，又经营自己的小买卖，那老百姓还怎么活呢？我们的领导人在筹划这场改革的时候有没有读过这段文字呢？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即使是贵为人君也不是毫无约束的，董仲舒用天灾来警告君王。凭中华之大，哪年没有什么灾害呢？所以这就要求君王要时时自我反省，自己正才能民富国强。君主心正也是一种示范作用，以教育民众要心正。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董仲舒极度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认为只有这样一个朝代才能真正传至万世，教化有好多方法，其中为君者自己正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教化有愚民的想法在里面，但毋庸置疑，人民确实应当教育，以树立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恰恰是我们改革政策中最被忽视的一个环节，也导致了我们的社会丧失了道德标准。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丝毫没有这种想法，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局面证明董仲舒是对的。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物质生活相当丰富了，但我们的道德也丧失殆尽，人人皆为自己的钱袋子着想，这样的社会是不能持久的。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我依稀记得邓公有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精彩言论，只可惜，也就止与言了。我非常钦佩董仲舒的是，在两千年前就能提出如此全面、有效的更化大计，这也正是他的建议为何能深刻影响到汉武帝，并进而一统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原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军事实力，或者有人说是科学技术。但我说，这些虽然都很重要，但远不是最为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不是着眼于一时，而是着眼于万世。董仲舒一句“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使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今后两千年的基本价值观念。而我们今天就是缺少这样一个为大众所认可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只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才是防止国家分裂最为根本的文化武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分久必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字，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我们的社会再富有，他也完全有可能在敌对势力的干预下分崩离析。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汉初大儒董仲舒在应答汉武帝求贤诏时以如此简单的道理极劝武帝更化改制。今天，在改革开放满三十周年的日子里，这一段文字更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四十年前，我们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从而错过了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诸国而言可以说是二战之后极为珍贵的十年发展机遇。到七十年代末，国家真是至贫至弱，称之为朽木、粪墙一点都不为过。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如说是被逼使然。时光飞逝，而今一转眼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回顾这场改革，我们心中是喜是忧？ 当然，我们有很多高兴的理由。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多少番，如今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有望在一两年内超过德国，甚至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此一条就足够我们的媒体歌功颂德了。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 看到这段文字，我们是不是有所感叹呢！两千年前，董仲舒在筹划他的更化大制时就如此重视贫富差距，而我们三十年前的改革却在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先富起来倒也无妨，但问题是先富起来的不能富得离奇，甚至是踩着贫者的血汗富起来，更不能凭借自己在政府中的关系富起来。“受大者不得取小”，政府官员既当官，又经营自己的小买卖，那老百姓还怎么活呢？我们的领导人在筹划这场改革的时候有没有读过这段文字呢？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即使是贵为人君也不是毫无约束的，董仲舒用天灾来警告君王。凭中华之大，哪年没有什么灾害呢？所以这就要求君王要时时自我反省，自己正才能民富国强。君主心正也是一种示范作用，以教育民众要心正。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董仲舒极度重视对民众的“教化”，认为只有这样一个朝代才能真正传至万世，教化有好多方法，其中为君者自己正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教化有愚民的想法在里面，但毋庸置疑，人民确实应当教育，以树立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恰恰是我们改革政策中最被忽视的一个环节，也导致了我们的社会丧失了道德标准。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但在董仲舒的更化大计中丝毫没有这种想法，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局面证明董仲舒是对的。我们今天可以说是物质生活相当丰富了，但我们的道德也丧失殆尽，人人皆为自己的钱袋子着想，这样的社会是不能持久的。 “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我依稀记得邓公有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精彩言论，只可惜，也就止与言了。我非常钦佩董仲舒的是，在两千年前就能提出如此全面、有效的更化大计，这也正是他的建议为何能深刻影响到汉武帝，并进而一统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原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军事实力，或者有人说是科学技术。但我说，这些虽然都很重要，但远不是最为根本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不是着眼于一时，而是着眼于万世。董仲舒一句“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使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今后两千年的基本价值观念。而我们今天就是缺少这样一个为大众所认可的价值观。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只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才是防止国家分裂最为根本的文化武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分久必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字，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我们的社会再富有，他也完全有可能在敌对势力的干预下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