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字唐臣，1896年1月9日出生在镇江。以升自幼就显露出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从性格上看，以升继承母亲韩石渠的地方较多，而他的哥哥以南和弟弟以新则更像父亲。以升生来就很聪明，记忆力超强，口才也很好，喜欢交际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一点很像其祖父茅谦。以升七岁进入柳翼谋办的新学校——思益小学。 茅以升有超人的记忆力，谁都知道他可以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一百多位。他打小就已经显示出了这方面的优势，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以升上新学校后，祖父担心他忘记古文，疏懒毛笔字，一有时间就来长子家督促孙子学习。茅谦的教授方法是，自己选一篇古文，一边抄录一边讲解，然后要以升第二天把这篇文章熟背下来。以升回忆说:“有一天，爷爷抄录的是《滕王阁序》……抄写完毕，爷爷放下笔，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你好好读一遍，然后把它背下来。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就开始背起来了，背得一字不差。爷爷非常吃惊地看着我，问我什么时候读的这篇文章，我说刚才你写的时候我已经记住了。” 儿时打下的坚实的古文底子使以升日后受益匪浅。他虽然选学工科，但始终喜欢阅览各种人文、历史类书籍，喜欢文学、电影和戏剧。留学期间还写过话剧，晚年更是写了很多文章。 茅以升1911年秋天进入唐山学校学习，年底就传来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第二年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以升非常兴奋，因为自己的父亲也参加过辛亥革命。同班同学中杨杏佛等人已经出发去南京，准备为南京新政府效力，同学也劝以升一起去。茅以升给母亲写了封信，表示要投效孙中山政府。母亲很快回信说:“要先有学问再革命。”茅以升接到信很不以为然，一再表示要停止学业回南京。母亲这时拿出杀手锏，在最后一封信上写道:“如离开学校，则不以你为子。” 1916年，茅以升从唐山路矿学院毕业，这四年中茅以升总平均分为92分，在唐校为空前绝后。同年夏天，北京的清华学校第一次招考各大学校的优秀毕业生，资送美国念研究生，名额只有十人。另招十名中学毕业女生，也资助去美国上大学。因清华决定由各学校保送报考，唐校自然保送了茅以升去清华考试。考试完毕，茅以升回到南京，家人都问他考得如何，茅以升摇摇头说，恐怕希望不大，大家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考题太简单，人人都能考取，家人只好等着结果下来。过了两个星期，茅以升接到唐校的信，不知是喜是忧，他拆信的时候手颤抖得几乎拆不开，母亲在旁边也替他紧张。信拆开一看，原来是好消息，茅以升被录取了，全家欢呼雀跃。 在办入学手续时，康奈尔大学一名负责人对茅以升说，他们学校从未接收过来自唐山路矿学院的学生，不知这些学生的水平如何，因此需要考试后再决定是否录取他们。 考试结果茅以升比其他几校的学生都好，从而顺利进入康奈尔研究院。茅以升为唐校挣足了面子，康奈尔学校从此规定，唐校毕业的学生今后不用考试，可直接入校。以后唐校来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越来越多，唐山路矿学院也因此同康奈尔大学的关系很好，唐校的一些教学方法甚至也受康奈尔学校的影响，以至于唐校此后有“中国康奈尔”之称。以升选了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当时与他同一专业的还有罗英、郑华，他们三人成为专攻桥梁专业的第一批中国人。 茅以升报考加里基工学院的博士生，获得允许。1919年12月，以升结束了留学生活，收拾行李回国。 钱塘江大桥与茅以升的名字紧紧相连。其实，茅以升在造桥前与造桥后还做过教师，且对教育事业充满热忱。他喜欢讲课，喜欢与学生交流，教书期间他不断改进创新教学方式。他的妻子戴传蕙一直认为，其实茅以升最适合的职业是教书。 他去了唐校教书，担任的课有:结构学、桥梁设计、桥梁基础等，每星期二十小时的课。他曾经试行的一个教学方式叫做“考先生”。每天上课开始的前十分钟，先点某一个学生的名，问他有无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请他把问题提出来，老师根据这一问题判分数，如果这个问题连老师都回答不上来，学生就得满分。如果该名学生没有问题就请下一个学生，下一个学生提的问题要前一个学生回答，如果前一个学生回答不上就得零分。这套方式非常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 正当茅以升教书教得挺顺手的时候，时任交通部长的叶恭绰决定将唐校和上海及北京的交大合并，于1921年正式成立了交通大学。叶恭绰决定任命罗忠忱为校长，茅以升为副校长。但罗忠忱对校务不大过问，全权交给茅以升处理。以升以为找到大施拳脚的机会，便开始修建校舍，裁减他认为不合格的教员，破除学校的陈规陋习。 改革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但同时仇恨的种子也深深埋下，早有人告到叶恭绰那里，说以升不顾情面，随便解雇教员。几个月后叶恭绰见了以升，表示他虽然很信任茅以升，但他太年轻，锋芒太露，最后给了他八个字:磨砻砥砺，以备大用。几个月后，交大解散，改称唐山大学。茅以升和罗忠忱继续任教，但不再管理学校事务。然而新校长明显对以升不信任，表示他自己要接以升的课，以升深明其意，于是辞职携家小返回南京。 回南京后，茅以升不久又应郭秉文之聘去了国立东南大学，担任东大教授兼工科系主任。以升后来又换过许多学校，担任过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回到唐山交大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