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到北大后,自知资历浅,所以十分勤奋,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创作也十分活跃,但在北大这个学院派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像他这样—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大学教授依然被一些人视为“下里巴人”,对他能否胜任教学工作常常表示怀疑。—次在《新青年》编委组成人选上,胡适就直接提到了人选的学历问题,这地刘半农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同时,刘半农在上海滩染上的才子气,包括衣着打粉等作派也遭到一些人的诟病。鲁迅后来在《忆刘半农君》中也指出:“那些人批评他的为人,是肤浅。”“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 人说愤怒出诗人,对于刘半农则是发奋读博士。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刘半农考上了公费赴英留学的资格。1920年2月7日携夫人朱惠和女儿小蕙自上海启程,乘坐日本货轮“贸茂丸”赴英留学。 当时伦敦生活费昂贵,一家三口仅靠他一个人的薪水生活十分拮据。半年后,又生下一对龙凤胎,刘半农因地取名,把“伦敦”一拆为二,男孩先生名育伦,女孩后生名育敦。家里又多了两张嘴,经济压力更大了,穷得连摇篮都买不起,只好把从国内带去的柳条包拆成两截,做成两个简易的摇篮。穷则思变,听朋友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书丰富,生活费用也比英国便宜,于是1921年6月全家迁居法国,转入巴黎大学学习。 巴黎的生活费虽比伦敦便宜,但对—个仅靠薪水养活五口之家的人来说也是非常不易。在给友人信中,刘半农这样写道:“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留学费也欠了数月不发……我身间有几个钱,便买只面包吃吃,没了便算。” 刘半农出国那年，已经三十岁，带着妻子女儿，在国外靠一个人的公费过日子，苦得不成样子。战后的欧洲十分萧条，通货膨胀，货币不停地贬值，那点可怜的公费到留学生手上，早就三钱不值两钱。杨步伟在自传中，记述大家分手时，特地拍了一张全家福作为纪念，大家坐在地板上，都伸出手来，做出乞讨状，以记录当时的穷困。刘半农女儿那时候只有十岁多一些，已经是在街上买便宜货的好手，关于这一段生活的描写，可惜在刘半农的文章中见不到。 刘半农到伦敦后不久，于1920年9月4日创作了一首题为《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小诗。这首诗很快便被同在伦敦留学的赵元任谱成歌曲，随后在国内传唱开来，流行至今。有人说，《教我如何不想她》是一首写给女友的情歌。但更多的人认为，"她"字在这里代表的是中国，这首诗应该是刘半农在异国他乡思念祖国家乡的心声。 《教我如何不想她》之“她”字，也是刘半家所首创。汉字中之“他”本无男女之分，因此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或自行创作文学作品，均感不便。初时，人们以“伊”字作为女性之“他”，如鲁迅早期小说《阿q正传》、《祝福》等，均用“伊”字来代替女性之“他”。然而，“他”与“伊”为截然不同之二字，用起来仍有不少麻烦，刘半农考虑及此，反复琢磨，乃首创“她”字以作女性之“他”，后来得到社会认可，“她”字到处通行，并载入了字典。 后来扬名于国内的许多大教授，当时在国外苦读，都是苦得不堪回首。像陈寅恪，像徐悲鸿。谈中国历史的时候，常常会说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不容易，其实中国的读书人，也怪可怜的。好在历史还是愿意给人良好的回报。刘半农在巴黎学的是“语音实验”，这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多少含有一点高科技成分，起码当时是这样。中国的语音学研究方面，刘半农做出过极其突出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很容易默默无闻，很多人或许知道，刘半农发明了“它”和“她”这两个常用字，但是对于语音的摸索和实验，一般都不太明白。事实上，在这方面，他的研究卓有成效，还是在法国的时候，他就经巴黎大学语音学院院长提名，成为巴黎语音学会会员，他的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是由《法国最高文艺学院公报》宣布的。 刘半农从法国学成归国,受到北大热烈欢迎。在蔡元培的关心支持下,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语音实验室。他制订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决定完成一中《四声新谱》、一部《中国大字典》和一部《中国方言地图》。 刘半农回国后的爱国主义表现是具体的，体现在他对中国西北文物的保护方面。而刘半农对于西北文物的接触，应该始自留学欧洲时，大概也是受了蔡元培的影响。1920年至1921年，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期间顺便调查了各国所藏中国西北文物，正在伦敦学习的刘半农陪同蔡元培调查了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物。蔡元培1921年5月10日的日记中记录道："午前携刘君半农、傅君孟真(即傅斯年)往观不列颠博物院，访齐勒君，见示敦煌石室中所得古写本。"1921年夏，刘半农转学到法国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1925年3月17日通过答辩后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主考官中包括伯希和与马伯乐这两位被我们称为敦煌学家的汉学大师。刘半农在巴黎学习期间，还利用业余时间抄录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104件，辑成中国敦煌学发展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敦煌掇琐》，回国后于1925年出版。 1925年初，美国哈佛大学派遣华尔纳率队进行第二次敦煌考察，目的是将敦煌莫高窟一个西魏石窟(今编285窟)的壁画全部剥离转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马叔平等教授为了监视并暗中阻挠美国人的活动，派陈万里参加考察队。考察队西行后，沈兼士给即将回国的刘半农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及这件事，但并没有说清楚。刘半农在到达上海前夕，从轮船上给好友周作人写的一封信中发表意见说："若说我们中国人野蛮不开化，在这不能保存古物的一点上，却正可以当之而无愧！离巴黎前得兼士来信，说有个美国人要到新疆开掘古物，北大也派陈万里先生同去。当真！这已是中国学术界中破天荒的一件事了。但试问新疆是中国的土地，美国人岂能自由开掘！若换作美国土地上有什么一宗古物发现了，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去开掘？"刘半农虽然不清楚北京大学派陈万里参加考察队的内情，但他在信中说的话已反映出他坚决反对外国人到中国西北考古的态度。好在由于陈万里等人的暗中阻止，哈佛大学的这次敦煌考察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