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作为社会进步最敏感最公正的载体——时间,把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和海事大学带到了她的94岁华诞和并校50周年，使海大人兴奋无比，心潮澎湃！ 我作为海大的一分子，从1947年秋初投入海大的前身之一——辽海商船专科学校，至今已时逝56载，倏忽之间，我也从一个16岁的少年变成了年逾古稀的老人！ 海大的历史，饱经沧桑，可我这一代人，最庆幸的是从1948年就直接沐浴着共产党新中国的阳光雨露，在新中国接受着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高等航海教育，与海大同呼吸、共命运。是党和海大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怎样做事，使我们当初只为了追求高工资，且能周游世界的进校动机，转变为为党为人民而努力学习的伟大理想，自然也使我们与母校之间形成了母亲与孩子似的亲情关系。 往事已越50春秋，永怀不忘，时刻在激励我们向前。对此，身临其境过来的老同志老校友，见面就会说个没完，好似昨天才发生过似的，一件件、一桩桩，津津乐道。由于时代背景的反差太大，有些事对当今年青一代而言，会感到难以置信，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借母校校庆之机写下几笔，说上几句，与校友们共享其乐！ （一） 1953年并校前的东北航海学院，规模很小，旧中国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解放后，从校舍建设到教学建设，无一不是由领导带头，全校师生亲自动手共同建设起来的。 1949年春，学校还在沈阳的北郊。为了安全和方便管理，由学校领导带头，师生一起动手建起了学校的围墙。师生们的干劲极大，无私奉献。围墙建好后，大家高兴地看着由自己动手的成果，兴奋无比。 根据政府的计划安排，1950年春学校迁来大连（白山路旧址）。为了早日建成教学楼，假期派学生去鞍山购买并托运基建用水泥，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我们把一车车水泥运回学校，当我们看到新大楼拔地而起时，我们想的并不多，只是高兴得不得了，期盼新教学大楼能够早日在教学中发挥作用。 回顾建校初期，在教学上并没有可以选择的现成材料。从基础课到专业课，几乎每门课程，都由老师编写讲义。当时印刷条件极为艰苦，与现在海大印刷厂的条件无法相比。教师编写的讲义，由学生分工刻写油印蜡纸，用手工一张一张地印出来，再发到每个学生的手里。就是用这样的教材培养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批船长、轮机长。我当时分工刻写航海数学讲义，我曾经怀着特殊的感情长时间保存过这些教材。因为这一本本教材凝聚着广大师生的汗水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人以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成就感。 在上世纪80年代，我校出版社成立前期，我正巧分管出版社的筹建工作。面对出版社成立后的喜人业绩，我又颇有感触地把“自刻蜡纸、自印教材”的这段往事，写进了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十年社庆的纪念文字中。 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这个道理。学生们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爱护着学校的一草一木，分担家人的困难和忧虑。 记得在1950年，由于新中国急需建设人才，学校春秋两季连续招生。新建的宿舍没有完工，招进校的新生没地方住。面对这样的困难，近百名老同学毫无怨言地自愿搬到学校的小礼堂，席地而睡，全然不顾蚊子叮咬和生活上的不便，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新同学，还主动向新同学问寒问暖。 在这样艰苦的学习环境中，没有叫苦的同学，没有抱怨的声音；有的是那份对新中国的热爱，是那颗学好本领报答祖国心。 当时的学生几乎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就连联欢、迎新晚会的表演节目，也都是自编、自导、自演的。记得我们学校当时没有女生，我们演出的小歌剧“兄妹开荒”就是由我男扮女装演妹妹这个角色，当我在台上唱出了“哥哥的大黄牛……”之后，顿时博得场下新老同学和来宾们的一片欢快笑声和一阵热烈的掌声！ （二） 吃苦耐劳，艰苦朴素，重视素质教育，是航海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海大的传统校风。这里应特别提到的是，建国以后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学校的领导职务都是由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们担任的，他们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丰富的革命经验和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不仅使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受到了言传身教的熏陶，而且对学校良好校风的形成也有着深刻影响。 建国初的数年，我国国内百业待兴，在国际上又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国家建设所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面对这一切，全国人民都表现出一种空前的爱国之情。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全国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当时全校同学一致要求报名参加人民海军。但是，中央政府从长远发展着眼，为发展我国海运事业搞好人才储备，没有批准同学们的参军要求，而是正确地引导了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那时全校上下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人人自觉为抗美援朝贡献力量，全校学生自动地在课余时间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直赴城市街道和郊区农村，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节节胜利。为了为抗美援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当时供给标准较低的条件下，同学们还热情地拿出自己的津贴捐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购买飞机大炮，为此，师生们还一起把舢舨训练课改造成为从小平岛海滩向马栏河口运输建筑用海沙的创收活动，并把全部收入都捐献上去。现在仍健在的我校离休干部、年逾九旬的武振东先生就是我们当时的指导教师。这样做，不仅通过实践锻炼了学生们操艇驶船的本领，还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我还常常回忆起一件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出国考察时的小故事。那是在1980年，朱杰同志任团长率中国交通部船员教育考察团赴日去考察，团员都是上海和大连两所海运学院的院系领导。我时任大连海运学院航海系主任，随团出访。出访时全团都明确，要用心考察日本发展航海教育的特点和有用的经验，并要结合我国的国情为我所用。身处发达国度的资本主义异乡，代表团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连住旅馆都是先悄悄弄清价格再订房间。一次日方在鸟羽国际宾馆为代表团团长安排了一个套间，当了解到房间租金太贵之后，朱杰同志便假托工作方便的理由换了便宜的房间。为了少花钱，甚至还闹出笑话来，有一次在离开旅馆时的结账单中出现一瓶啤酒的消费项，大家莫明其妙，后来才明白，原来是一位团员打开房间的冰箱看看，顺手动了一下冰箱中的一瓶啤酒，而后又放在原位。殊不知监控电脑却把“这一动”记入了我们的消费账单！ （三） 上海、东北和集美的三校合并后，学校开始了大规模的师资队伍建设，除了招聘外，更多的是选送了一大批青年教师去国内各名校学习和进修提高，也有少数同志被派往苏联留学，后来他们都成了学校发展中的骨干力量。我当时是被派往北京学习的教师，1954年返校后我被分配教过外语，做过来校工作的外国专家翻译。后来在担任航海系专业课教学工作的同时，还担任过系秘书、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直到1984年被任命为大连海运学院副院长。 我说，母校是我家，并非是因为我曾担任过各种大小领导职务，更主要的原因是母校培养造就了我。母校虽不是生我的地方，却是哺育我成长的地方。不仅如此，还由于历史原因，我的妻子孩子，甚至连第三代都是海大人。 我们亲身见证了一所只有数百名学生的学校如何成长为如今万余人的现代化高等航海学府；我们亲眼目睹了一所建筑物不足万平方米的校舍是怎样跃变为拥有数十万平方米建筑物的大校园。海大的一草一木我们都熟悉，我们都热爱。海大兴，我们高兴；海大有难，我们都愿尽微薄之力。我们为海大学子在发展中国的航海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而骄傲！ 愿海大兴旺发达，早日建成世界一流航海学府！ 杨守仁：1947年考入辽海商船专科学校； 1952年毕业于东北航海学院并留校工作； 教授；曾任大连海运学院副院长。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作为社会进步最敏感最公正的载体——时间,把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和海事大学带到了她的94岁华诞和并校50周年，使海大人兴奋无比，心潮澎湃！ 我作为海大的一分子，从1947年秋初投入海大的前身之一——辽海商船专科学校，至今已时逝56载，倏忽之间，我也从一个16岁的少年变成了年逾古稀的老人！ 海大的历史，饱经沧桑，可我这一代人，最庆幸的是从1948年就直接沐浴着共产党新中国的阳光雨露，在新中国接受着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高等航海教育，与海大同呼吸、共命运。是党和海大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怎样做事，使我们当初只为了追求高工资，且能周游世界的进校动机，转变为为党为人民而努力学习的伟大理想，自然也使我们与母校之间形成了母亲与孩子似的亲情关系。 往事已越50春秋，永怀不忘，时刻在激励我们向前。对此，身临其境过来的老同志老校友，见面就会说个没完，好似昨天才发生过似的，一件件、一桩桩，津津乐道。由于时代背景的反差太大，有些事对当今年青一代而言，会感到难以置信，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借母校校庆之机写下几笔，说上几句，与校友们共享其乐！ （一） 1953年并校前的东北航海学院，规模很小，旧中国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解放后，从校舍建设到教学建设，无一不是由领导带头，全校师生亲自动手共同建设起来的。 1949年春，学校还在沈阳的北郊。为了安全和方便管理，由学校领导带头，师生一起动手建起了学校的围墙。师生们的干劲极大，无私奉献。围墙建好后，大家高兴地看着由自己动手的成果，兴奋无比。 根据政府的计划安排，1950年春学校迁来大连（白山路旧址）。为了早日建成教学楼，假期派学生去鞍山购买并托运基建用水泥，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我们把一车车水泥运回学校，当我们看到新大楼拔地而起时，我们想的并不多，只是高兴得不得了，期盼新教学大楼能够早日在教学中发挥作用。 回顾建校初期，在教学上并没有可以选择的现成材料。从基础课到专业课，几乎每门课程，都由老师编写讲义。当时印刷条件极为艰苦，与现在海大印刷厂的条件无法相比。教师编写的讲义，由学生分工刻写油印蜡纸，用手工一张一张地印出来，再发到每个学生的手里。就是用这样的教材培养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批船长、轮机长。我当时分工刻写航海数学讲义，我曾经怀着特殊的感情长时间保存过这些教材。因为这一本本教材凝聚着广大师生的汗水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人以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成就感。 在上世纪80年代，我校出版社成立前期，我正巧分管出版社的筹建工作。面对出版社成立后的喜人业绩，我又颇有感触地把“自刻蜡纸、自印教材”的这段往事，写进了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十年社庆的纪念文字中。 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这个道理。学生们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爱护着学校的一草一木，分担家人的困难和忧虑。 记得在1950年，由于新中国急需建设人才，学校春秋两季连续招生。新建的宿舍没有完工，招进校的新生没地方住。面对这样的困难，近百名老同学毫无怨言地自愿搬到学校的小礼堂，席地而睡，全然不顾蚊子叮咬和生活上的不便，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新同学，还主动向新同学问寒问暖。 在这样艰苦的学习环境中，没有叫苦的同学，没有抱怨的声音；有的是那份对新中国的热爱，是那颗学好本领报答祖国心。 当时的学生几乎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就连联欢、迎新晚会的表演节目，也都是自编、自导、自演的。记得我们学校当时没有女生，我们演出的小歌剧“兄妹开荒”就是由我男扮女装演妹妹这个角色，当我在台上唱出了“哥哥的大黄牛……”之后，顿时博得场下新老同学和来宾们的一片欢快笑声和一阵热烈的掌声！ （二） 吃苦耐劳，艰苦朴素，重视素质教育，是航海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海大的传统校风。这里应特别提到的是，建国以后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学校的领导职务都是由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们担任的，他们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丰富的革命经验和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不仅使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受到了言传身教的熏陶，而且对学校良好校风的形成也有着深刻影响。 建国初的数年，我国国内百业待兴，在国际上又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国家建设所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面对这一切，全国人民都表现出一种空前的爱国之情。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全国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当时全校同学一致要求报名参加人民海军。但是，中央政府从长远发展着眼，为发展我国海运事业搞好人才储备，没有批准同学们的参军要求，而是正确地引导了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那时全校上下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人人自觉为抗美援朝贡献力量，全校学生自动地在课余时间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直赴城市街道和郊区农村，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节节胜利。为了为抗美援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当时供给标准较低的条件下，同学们还热情地拿出自己的津贴捐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购买飞机大炮，为此，师生们还一起把舢舨训练课改造成为从小平岛海滩向马栏河口运输建筑用海沙的创收活动，并把全部收入都捐献上去。现在仍健在的我校离休干部、年逾九旬的武振东先生就是我们当时的指导教师。这样做，不仅通过实践锻炼了学生们操艇驶船的本领，还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我还常常回忆起一件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出国考察时的小故事。那是在1980年，朱杰同志任团长率中国交通部船员教育考察团赴日去考察，团员都是上海和大连两所海运学院的院系领导。我时任大连海运学院航海系主任，随团出访。出访时全团都明确，要用心考察日本发展航海教育的特点和有用的经验，并要结合我国的国情为我所用。身处发达国度的资本主义异乡，代表团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连住旅馆都是先悄悄弄清价格再订房间。一次日方在鸟羽国际宾馆为代表团团长安排了一个套间，当了解到房间租金太贵之后，朱杰同志便假托工作方便的理由换了便宜的房间。为了少花钱，甚至还闹出笑话来，有一次在离开旅馆时的结账单中出现一瓶啤酒的消费项，大家莫明其妙，后来才明白，原来是一位团员打开房间的冰箱看看，顺手动了一下冰箱中的一瓶啤酒，而后又放在原位。殊不知监控电脑却把“这一动”记入了我们的消费账单！ （三） 上海、东北和集美的三校合并后，学校开始了大规模的师资队伍建设，除了招聘外，更多的是选送了一大批青年教师去国内各名校学习和进修提高，也有少数同志被派往苏联留学，后来他们都成了学校发展中的骨干力量。我当时是被派往北京学习的教师，1954年返校后我被分配教过外语，做过来校工作的外国专家翻译。后来在担任航海系专业课教学工作的同时，还担任过系秘书、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直到1984年被任命为大连海运学院副院长。 我说，母校是我家，并非是因为我曾担任过各种大小领导职务，更主要的原因是母校培养造就了我。母校虽不是生我的地方，却是哺育我成长的地方。不仅如此，还由于历史原因，我的妻子孩子，甚至连第三代都是海大人。 我们亲身见证了一所只有数百名学生的学校如何成长为如今万余人的现代化高等航海学府；我们亲眼目睹了一所建筑物不足万平方米的校舍是怎样跃变为拥有数十万平方米建筑物的大校园。海大的一草一木我们都熟悉，我们都热爱。海大兴，我们高兴；海大有难，我们都愿尽微薄之力。我们为海大学子在发展中国的航海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而骄傲！ 愿海大兴旺发达，早日建成世界一流航海学府！ 杨守仁：1947年考入辽海商船专科学校； 1952年毕业于东北航海学院并留校工作； 教授；曾任大连海运学院副院长。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作为社会进步最敏感最公正的载体——时间,把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和海事大学带到了她的94岁华诞和并校50周年，使海大人兴奋无比，心潮澎湃！ 我作为海大的一分子，从1947年秋初投入海大的前身之一——辽海商船专科学校，至今已时逝56载，倏忽之间，我也从一个16岁的少年变成了年逾古稀的老人！ 海大的历史，饱经沧桑，可我这一代人，最庆幸的是从1948年就直接沐浴着共产党新中国的阳光雨露，在新中国接受着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高等航海教育，与海大同呼吸、共命运。是党和海大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怎样做事，使我们当初只为了追求高工资，且能周游世界的进校动机，转变为为党为人民而努力学习的伟大理想，自然也使我们与母校之间形成了母亲与孩子似的亲情关系。 往事已越50春秋，永怀不忘，时刻在激励我们向前。对此，身临其境过来的老同志老校友，见面就会说个没完，好似昨天才发生过似的，一件件、一桩桩，津津乐道。由于时代背景的反差太大，有些事对当今年青一代而言，会感到难以置信，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借母校校庆之机写下几笔，说上几句，与校友们共享其乐！ （一） 1953年并校前的东北航海学院，规模很小，旧中国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解放后，从校舍建设到教学建设，无一不是由领导带头，全校师生亲自动手共同建设起来的。 1949年春，学校还在沈阳的北郊。为了安全和方便管理，由学校领导带头，师生一起动手建起了学校的围墙。师生们的干劲极大，无私奉献。围墙建好后，大家高兴地看着由自己动手的成果，兴奋无比。 根据政府的计划安排，1950年春学校迁来大连（白山路旧址）。为了早日建成教学楼，假期派学生去鞍山购买并托运基建用水泥，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我们把一车车水泥运回学校，当我们看到新大楼拔地而起时，我们想的并不多，只是高兴得不得了，期盼新教学大楼能够早日在教学中发挥作用。 回顾建校初期，在教学上并没有可以选择的现成材料。从基础课到专业课，几乎每门课程，都由老师编写讲义。当时印刷条件极为艰苦，与现在海大印刷厂的条件无法相比。教师编写的讲义，由学生分工刻写油印蜡纸，用手工一张一张地印出来，再发到每个学生的手里。就是用这样的教材培养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批船长、轮机长。我当时分工刻写航海数学讲义，我曾经怀着特殊的感情长时间保存过这些教材。因为这一本本教材凝聚着广大师生的汗水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人以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成就感。 在上世纪80年代，我校出版社成立前期，我正巧分管出版社的筹建工作。面对出版社成立后的喜人业绩，我又颇有感触地把“自刻蜡纸、自印教材”的这段往事，写进了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十年社庆的纪念文字中。 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这个道理。学生们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爱护着学校的一草一木，分担家人的困难和忧虑。 记得在1950年，由于新中国急需建设人才，学校春秋两季连续招生。新建的宿舍没有完工，招进校的新生没地方住。面对这样的困难，近百名老同学毫无怨言地自愿搬到学校的小礼堂，席地而睡，全然不顾蚊子叮咬和生活上的不便，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新同学，还主动向新同学问寒问暖。 在这样艰苦的学习环境中，没有叫苦的同学，没有抱怨的声音；有的是那份对新中国的热爱，是那颗学好本领报答祖国心。 当时的学生几乎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就连联欢、迎新晚会的表演节目，也都是自编、自导、自演的。记得我们学校当时没有女生，我们演出的小歌剧“兄妹开荒”就是由我男扮女装演妹妹这个角色，当我在台上唱出了“哥哥的大黄牛……”之后，顿时博得场下新老同学和来宾们的一片欢快笑声和一阵热烈的掌声！ （二） 吃苦耐劳，艰苦朴素，重视素质教育，是航海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海大的传统校风。这里应特别提到的是，建国以后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学校的领导职务都是由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们担任的，他们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丰富的革命经验和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不仅使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受到了言传身教的熏陶，而且对学校良好校风的形成也有着深刻影响。 建国初的数年，我国国内百业待兴，在国际上又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国家建设所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面对这一切，全国人民都表现出一种空前的爱国之情。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全国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当时全校同学一致要求报名参加人民海军。但是，中央政府从长远发展着眼，为发展我国海运事业搞好人才储备，没有批准同学们的参军要求，而是正确地引导了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那时全校上下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人人自觉为抗美援朝贡献力量，全校学生自动地在课余时间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直赴城市街道和郊区农村，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节节胜利。为了为抗美援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当时供给标准较低的条件下，同学们还热情地拿出自己的津贴捐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购买飞机大炮，为此，师生们还一起把舢舨训练课改造成为从小平岛海滩向马栏河口运输建筑用海沙的创收活动，并把全部收入都捐献上去。现在仍健在的我校离休干部、年逾九旬的武振东先生就是我们当时的指导教师。这样做，不仅通过实践锻炼了学生们操艇驶船的本领，还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我还常常回忆起一件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出国考察时的小故事。那是在1980年，朱杰同志任团长率中国交通部船员教育考察团赴日去考察，团员都是上海和大连两所海运学院的院系领导。我时任大连海运学院航海系主任，随团出访。出访时全团都明确，要用心考察日本发展航海教育的特点和有用的经验，并要结合我国的国情为我所用。身处发达国度的资本主义异乡，代表团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连住旅馆都是先悄悄弄清价格再订房间。一次日方在鸟羽国际宾馆为代表团团长安排了一个套间，当了解到房间租金太贵之后，朱杰同志便假托工作方便的理由换了便宜的房间。为了少花钱，甚至还闹出笑话来，有一次在离开旅馆时的结账单中出现一瓶啤酒的消费项，大家莫明其妙，后来才明白，原来是一位团员打开房间的冰箱看看，顺手动了一下冰箱中的一瓶啤酒，而后又放在原位。殊不知监控电脑却把“这一动”记入了我们的消费账单！ （三） 上海、东北和集美的三校合并后，学校开始了大规模的师资队伍建设，除了招聘外，更多的是选送了一大批青年教师去国内各名校学习和进修提高，也有少数同志被派往苏联留学，后来他们都成了学校发展中的骨干力量。我当时是被派往北京学习的教师，1954年返校后我被分配教过外语，做过来校工作的外国专家翻译。后来在担任航海系专业课教学工作的同时，还担任过系秘书、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直到1984年被任命为大连海运学院副院长。 我说，母校是我家，并非是因为我曾担任过各种大小领导职务，更主要的原因是母校培养造就了我。母校虽不是生我的地方，却是哺育我成长的地方。不仅如此，还由于历史原因，我的妻子孩子，甚至连第三代都是海大人。 我们亲身见证了一所只有数百名学生的学校如何成长为如今万余人的现代化高等航海学府；我们亲眼目睹了一所建筑物不足万平方米的校舍是怎样跃变为拥有数十万平方米建筑物的大校园。海大的一草一木我们都熟悉，我们都热爱。海大兴，我们高兴；海大有难，我们都愿尽微薄之力。我们为海大学子在发展中国的航海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而骄傲！ 愿海大兴旺发达，早日建成世界一流航海学府！ 杨守仁：1947年考入辽海商船专科学校； 1952年毕业于东北航海学院并留校工作； 教授；曾任大连海运学院副院长。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作为社会进步最敏感最公正的载体——时间,把中国高等航海教育和海事大学带到了她的94岁华诞和并校50周年，使海大人兴奋无比，心潮澎湃！ 我作为海大的一分子，从1947年秋初投入海大的前身之一——辽海商船专科学校，至今已时逝56载，倏忽之间，我也从一个16岁的少年变成了年逾古稀的老人！ 海大的历史，饱经沧桑，可我这一代人，最庆幸的是从1948年就直接沐浴着共产党新中国的阳光雨露，在新中国接受着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高等航海教育，与海大同呼吸、共命运。是党和海大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怎样做事，使我们当初只为了追求高工资，且能周游世界的进校动机，转变为为党为人民而努力学习的伟大理想，自然也使我们与母校之间形成了母亲与孩子似的亲情关系。 往事已越50春秋，永怀不忘，时刻在激励我们向前。对此，身临其境过来的老同志老校友，见面就会说个没完，好似昨天才发生过似的，一件件、一桩桩，津津乐道。由于时代背景的反差太大，有些事对当今年青一代而言，会感到难以置信，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借母校校庆之机写下几笔，说上几句，与校友们共享其乐！ （一） 1953年并校前的东北航海学院，规模很小，旧中国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解放后，从校舍建设到教学建设，无一不是由领导带头，全校师生亲自动手共同建设起来的。 1949年春，学校还在沈阳的北郊。为了安全和方便管理，由学校领导带头，师生一起动手建起了学校的围墙。师生们的干劲极大，无私奉献。围墙建好后，大家高兴地看着由自己动手的成果，兴奋无比。 根据政府的计划安排，1950年春学校迁来大连（白山路旧址）。为了早日建成教学楼，假期派学生去鞍山购买并托运基建用水泥，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我们把一车车水泥运回学校，当我们看到新大楼拔地而起时，我们想的并不多，只是高兴得不得了，期盼新教学大楼能够早日在教学中发挥作用。 回顾建校初期，在教学上并没有可以选择的现成材料。从基础课到专业课，几乎每门课程，都由老师编写讲义。当时印刷条件极为艰苦，与现在海大印刷厂的条件无法相比。教师编写的讲义，由学生分工刻写油印蜡纸，用手工一张一张地印出来，再发到每个学生的手里。就是用这样的教材培养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批船长、轮机长。我当时分工刻写航海数学讲义，我曾经怀着特殊的感情长时间保存过这些教材。因为这一本本教材凝聚着广大师生的汗水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人以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成就感。 在上世纪80年代，我校出版社成立前期，我正巧分管出版社的筹建工作。面对出版社成立后的喜人业绩，我又颇有感触地把“自刻蜡纸、自印教材”的这段往事，写进了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十年社庆的纪念文字中。 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这个道理。学生们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爱护着学校的一草一木，分担家人的困难和忧虑。 记得在1950年，由于新中国急需建设人才，学校春秋两季连续招生。新建的宿舍没有完工，招进校的新生没地方住。面对这样的困难，近百名老同学毫无怨言地自愿搬到学校的小礼堂，席地而睡，全然不顾蚊子叮咬和生活上的不便，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新同学，还主动向新同学问寒问暖。 在这样艰苦的学习环境中，没有叫苦的同学，没有抱怨的声音；有的是那份对新中国的热爱，是那颗学好本领报答祖国心。 当时的学生几乎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就连联欢、迎新晚会的表演节目，也都是自编、自导、自演的。记得我们学校当时没有女生，我们演出的小歌剧“兄妹开荒”就是由我男扮女装演妹妹这个角色，当我在台上唱出了“哥哥的大黄牛……”之后，顿时博得场下新老同学和来宾们的一片欢快笑声和一阵热烈的掌声！ （二） 吃苦耐劳，艰苦朴素，重视素质教育，是航海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海大的传统校风。这里应特别提到的是，建国以后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学校的领导职务都是由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们担任的，他们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丰富的革命经验和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不仅使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受到了言传身教的熏陶，而且对学校良好校风的形成也有着深刻影响。 建国初的数年，我国国内百业待兴，在国际上又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国家建设所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面对这一切，全国人民都表现出一种空前的爱国之情。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全国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当时全校同学一致要求报名参加人民海军。但是，中央政府从长远发展着眼，为发展我国海运事业搞好人才储备，没有批准同学们的参军要求，而是正确地引导了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那时全校上下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人人自觉为抗美援朝贡献力量，全校学生自动地在课余时间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直赴城市街道和郊区农村，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节节胜利。为了为抗美援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当时供给标准较低的条件下，同学们还热情地拿出自己的津贴捐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购买飞机大炮，为此，师生们还一起把舢舨训练课改造成为从小平岛海滩向马栏河口运输建筑用海沙的创收活动，并把全部收入都捐献上去。现在仍健在的我校离休干部、年逾九旬的武振东先生就是我们当时的指导教师。这样做，不仅通过实践锻炼了学生们操艇驶船的本领，还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我还常常回忆起一件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出国考察时的小故事。那是在1980年，朱杰同志任团长率中国交通部船员教育考察团赴日去考察，团员都是上海和大连两所海运学院的院系领导。我时任大连海运学院航海系主任，随团出访。出访时全团都明确，要用心考察日本发展航海教育的特点和有用的经验，并要结合我国的国情为我所用。身处发达国度的资本主义异乡，代表团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连住旅馆都是先悄悄弄清价格再订房间。一次日方在鸟羽国际宾馆为代表团团长安排了一个套间，当了解到房间租金太贵之后，朱杰同志便假托工作方便的理由换了便宜的房间。为了少花钱，甚至还闹出笑话来，有一次在离开旅馆时的结账单中出现一瓶啤酒的消费项，大家莫明其妙，后来才明白，原来是一位团员打开房间的冰箱看看，顺手动了一下冰箱中的一瓶啤酒，而后又放在原位。殊不知监控电脑却把“这一动”记入了我们的消费账单！ （三） 上海、东北和集美的三校合并后，学校开始了大规模的师资队伍建设，除了招聘外，更多的是选送了一大批青年教师去国内各名校学习和进修提高，也有少数同志被派往苏联留学，后来他们都成了学校发展中的骨干力量。我当时是被派往北京学习的教师，1954年返校后我被分配教过外语，做过来校工作的外国专家翻译。后来在担任航海系专业课教学工作的同时，还担任过系秘书、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直到1984年被任命为大连海运学院副院长。 我说，母校是我家，并非是因为我曾担任过各种大小领导职务，更主要的原因是母校培养造就了我。母校虽不是生我的地方，却是哺育我成长的地方。不仅如此，还由于历史原因，我的妻子孩子，甚至连第三代都是海大人。 我们亲身见证了一所只有数百名学生的学校如何成长为如今万余人的现代化高等航海学府；我们亲眼目睹了一所建筑物不足万平方米的校舍是怎样跃变为拥有数十万平方米建筑物的大校园。海大的一草一木我们都熟悉，我们都热爱。海大兴，我们高兴；海大有难，我们都愿尽微薄之力。我们为海大学子在发展中国的航海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而骄傲！ 愿海大兴旺发达，早日建成世界一流航海学府！ 杨守仁：1947年考入辽海商船专科学校； 1952年毕业于东北航海学院并留校工作； 教授；曾任大连海运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