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抗战建国与森林》一文中，从森林对于抗日战争和国家建设两方面的作用论述森林的重要性。此后，他又从人们衣食住行出发。写下了《民主主义与森林》一文，阐述森林在民主建国中的地位和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根据世界各地区森林开发、利用和造林状况，在《世界森林概况》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呼吁“无论从何方面，均觉我国举办林业之不宜后缓，彰彰明矣”。并告诫当局“造林原非一蹴而就，能造尤贵能护”。以扭转人们惯于任意砍伐之风。 １９４８年，在《今年造林运动的趋势》一文中，他呼吁应当在城市附近营造薪炭林，在杉木产地营造用材林，在黄泛区营造护农林，在西北区营造防沙林。并亲自带领大批灾区难民到南京幕府山植树造林，共植树１１０多万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多次著文或演讲，宣传林业工作的重要性。１９５１年初，他应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邀请，作了《防护林的功用》的广播讲话，呼吁人们要重视森林的恢复和发展。１９８１年，在苏州召开的全国平原绿化学术讨论会上，他强调森林对于维护生态平衡，防止自然灾害，保护人民利益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提出了平原绿化要达到的指标和研究平原绿化的突破口，十分关心我国平原林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