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

为办好浙江大学历尽艰辛 １９３６年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住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当时他的挚友竺可桢（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在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胡刚复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自胡刚复１９３６年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后，广招贤才，大大加强了理学院的教师阵容。次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辗转内迁。即便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局面之下，浙江大学仍迅速发展而进入其兴盛时期，其中浙江大学理学院发展尤快。由于他的努力，事必躬亲而严格认真，把理学院办得很有特色。当时各系不但教学工作出色，科研工作亦蓬勃开展，各系每周均有科学报告会。为了提倡认真读书和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求是精神，他还亲自向全校师生作报告，讲述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贡献、探索自然规律的求是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并谆谆教诲学生学习他们不畏强暴、坚持科学真理的伟大精神。他认为一个大学有义务向周围社区传播科学文化，遂向当地群众播下科学种子和普及科学知识，鼓励各系推广科研成果，要求各系必须于校庆时向民众开放实验室，安排各种科学实验，以丰富直观的自然现象和认真的讲解使群众了解科学和运用科学。至今遵义、湄潭人民还津津乐道当年浙江大学在科学教育方面所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生根、开花、结果。在浙江大学期间，他特意为理科各系学生开设了一门“高等物理学”以加深本系和外系学生对物理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边缘科学的兴趣。 胡刚复成功办学的做法一贯是首先要延聘高水平和爱护学生的优秀教授。在浙江大学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６年中，原有教授都安心教学科研。他还增聘了数学系蒋硕民、徐瑞云，物理系卢鹤绂、丁绪宝，化学系王葆仁、张其楷，生物系罗宗洛、仲崇信、江希明等教师，阵容大为增强。其次，他认为要有优良的图书、仪器设备，方能请到好教授。当时王葆仁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江大学任化学系主任，就是因为浙江大学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图书、设备也都很好。胡刚复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通才教育和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基础理论和实验训练，并要求开好基础课和反映科学前沿的课程。他对工科师生一贯强调要有坚强的理科根底。一方面加强实验研究设备，另一方面则为自己动手制作教学研究用的装置，设有良好的金工、吹玻璃、磨玻璃和无线电电子工场，请高级技师和青年助教参与工场实习和实验技术教育。他要求学生选课时到他那里签字，用这种方式指导学生按个人志趣、特长和优缺点作出最佳选择，以提高学习效果或作跨学科领域的学习。这种对理学院每个学生所进行的查成绩选课的面谈，往往每人半个小时以上，甚至长达半天。在他的谆谆指导下，不但物理系培养出了如程开甲、胡济民、李政道、李文铸等一大批物理学家，还培养出了一些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高级人才，如梅镇安便是第一位。桐油盏下造就了多位学部委员。 胡刚复在抗日战争迁校期间，总是担任迁校委员会的领导，每次迁校总是由他先寻找校址、借房、安排校舍、安排图书仪器运输、安排交通工具疏散人员。以他的体力和毅力，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竟为他所办到。浙江大学数次迁校不曾耽误开课，图书仪器无一丢损，便是两例。他个人公而忘私，对邪恶毫无所惧的正气，克服了土匪绑架、国民党党棍陷害等种种艰难险阻，使学校数次迁校和兴建湄潭物理楼取得成功。 当学校迁到江西泰和期间，在赣江发水之前，他领导民工修筑了一条约１０公里长的大堤，每天人们都看到他在施工现场巡视。第二年赣江发水之时，浙江大学已迁往广西宜山，大堤保护了泰和广大的农田，当地人民称该堤为浙大堤或钢堤。当学校迁到遵义、湄潭、永兴之时，他曾与其子一起以其子的身高作为标尺勘察环湄潭三面的湄江之水位落差，想在湄江上造一小型水电站发电并控制洪水水患，后抗战胜利而作罢。 １９４６年胡刚复被委派率学生前往英国学习雷达技术，为我国培养第一批雷达高技术人才。 在英国期间，他每周均到剑桥听课，听微波原理和听他以前没有正规学过的量子力学、电动力学和统计力学等课程。他的伤寒病后遗症（耳朵失聪）在战后冬季无取暖条件的英国更为加重，以致每次听课坐在第一排方能勉强听见。１９４８年他借道美国，考察了美国的战后科学研究，特别是核物理、高能物理的进展。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回到杭州。不久，他便和竺可桢一起到达上海，坚决抵制当局要他们撤到台湾的安排，而留在祖国大陆。 １９５０年上海大同大学解体，他辞去了大同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被聘为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他在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期间，教授过光学、近代物理、Ｘ－射线金属学等多门课程。为了开好不甚熟悉的金属学，有一段时期他每周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听国内金属物理学家所授金属学课程。 １９６３年他到东北考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作了以“科学实验”为名的报告，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１９６６年他患严重的肾病，经手术摘除肾结石后肾炎复发，于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９日逝世于天津市总医院。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胡刚复１９６３年被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名誉理事。１９８８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和其他三位物理学界前辈饶毓泰、吴有训、叶企孙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物理学奖，胡刚复奖授予实验技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和南京先后分别纪念了胡刚复１００周年诞辰。南京的纪念会由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主办，以实验物理学术会议（中国首次）的形式举行。上海由浙江大学上海校友会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