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相持阶段。4月底，叶挺、邓子恢、赖传珠等从皖南军部出发渡江北上，到达四支队留守处所在地舒城县西蒋冲。叶挺等人一到西蒋冲就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四支队必须向敌后、向皖东发展的指示。会上高敬亭举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会后5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分别担任指挥、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张、邓等人于5月22日东进八团驻地青龙厂。四支队主力除八团已东进敌后外，七、九团继续东进。 这时，高敬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正在东进途中的七团、九团停止东进——恰恰祸不单行，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逃跑叛变，投靠国民党桂系顽军。 叶、张、邓等人在未报请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一边发动部队展开批判“杨、曹叛逃事件”，一边决定将随后到达青龙厂的高敬亭拘押审讯，在部队中展开批判高敬亭的“反高斗争”。 6月21日致23日，在青龙厂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3天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高敬亭大会，邓子恢主持大会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国共两党中央；6月24日，江北指挥部根据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所谓“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将高敬亭处死，由叶挺带到江北的警卫班执行；高敬亭屈死青龙厂，年仅32岁。 中央发现了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失误，对此提出了批评。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事后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叶挺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一再说：“迟了！迟了！”张、邓二人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讨论到这一问题时，都主动承担了责任。 叶挺军长仅依据个别人的诬告，就以“违令”罪名将高敬亭拘捕。事后瞒过新四军实际领导人项英和延安的我党中央，直接向蒋介石请求处死高敬亭（这是这位“北伐名将”的最大失误）。蒋介石可能一生中再也没有象这次这样痛快地答应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刑照准。”事后，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私下强烈地谴责了叶挺的行为，但为了大局，无论是新四军内部还是我党中央，都默认了叶军长杀害革命功臣、革命英雄的无法原谅的过失。可是这个事件却使新四军的正副军长之间形成了永远也无法磨灭的裂痕。 高敬亭的错杀与叶挺等人积极执行极“左”的“肃反”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高敬亭在鄂豫皖根据地恰恰也是一个积极执行“肃反”政策的领导人，他的肃反，使他养成了“一言堂”的习惯，使鄂豫皖根据地造成很大的损失，由于他的个性也直接致使他成为了下一个肃反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