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了坟山的三重身份，就能理解一件看起来很怪异的事：为什么历史上盗葬那么多。

盗葬，就是偷偷把自家死者的骨殖埋进别人的山里。这在今天看来是极缺德的事，在古代也是重罪。《唐律疏议·户婚》有明文：

诸盗耕人墓田，杖一百；伤坟者，徒一年。即盗葬他人田者，笞五十；墓田，加一等，仍令移葬。若不识盗葬者，告里正移埋，不告而移，笞三十。即无处移埋者，听于地主口分内埋之。

律文说得很清楚：盗葬不仅要罚，还要移葬。明清把"盗耕墓田"这一罪名并入了盗墓罪，《大清律例》里对应的说法是"平治他人坟墓为田园者，虽未见棺椁，杖一百，仍令改正"。

既然罚得这么重，为什么还有人干？因为划算。

研究晚清民国山林产权的杜正贞发现，在东南山场争讼中，坟茔本身就成了最重要的产权证据之一。她在龙泉司法档案里找到一批案子。光绪三十年的一件呈状里，当事人特意写上"界内又有身家坟茔赤凿"；另一件"洪大猷与沈陈养互争山业案"，两造的供词都在强调同一件事——

洪大猷供：监生坟茔有几十穴。

沈陈养供：山里他无坟茔，就是小的墓多。

打山场官司，比的先是"谁的坟多"。

道理不难想通。《大清律例》乾隆三十二年（1767）那条"凡民人告争坟山"的例，虽然名义上只针对坟山，但在许多山林诉讼中都被援引。山上多一座坟，就等于给这块山多钉了一根很难拔掉的产权桩。杜正贞把它概括成四个字：籍坟占山。

坟这种东西，钉下去容易，拔出来难。骨殖一旦入土，再让谁迁走，牵动的就不只是地界，还有"惊动先人"的忌讳；官府判了移葬，执行起来也往往拖成僵局。于是一座坟就成了既成事实的钉子，谁想推翻它，先得背上挖人祖坟的名声。

这也解释了另一件事：为什么坟山诉讼里，会出现"毁坏、涂改墓碑"的控诉。因为碑一改，桩就动了。

清代名幕薛允升还留下了另外一句观察："此等案件南省最多，与北省情形大不相同。"

南方的山是碎的，产权是碎的，坟也是碎的。争起来自然也最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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